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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山光,自在宁海”。浙江省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地,是中国旅游日的发祥地,也是法治乡村建设的标杆地。
绿水迢迢,青山隐隐。在静城宁海,一幅新时代美丽乡村山水长卷徐徐铺开,除了展示自然风光的旖旎,还彰显依法治理的魅力——全国首创推行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打通依法治国“最后一公里”,实现有法可依、依法办事、靠法止争、送法进村,因法而更美。
浙江历来高度重视法治乡村建设,早在1998年,宁波余姚等地就探索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工作。2006年4月,在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提议下,浙江省委对包括法治乡村建设在内的法治建设进行全面部署。
浙江省司法厅党委书记、厅长马柏伟今天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近年来，全省上下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开创的法治浙江建设道路砥砺前行,持续推进法治乡村建设,涌现出新时代“枫桥经验”、安吉“余村经验”、桐乡“三治融合”、武义“后陈经验”、象山“村民说事”等一批先进典型,走出一条具有浙江特色的法治乡村建设之路,努力打造新时代乡村依法治理先行区,有效促进农村和谐稳定,保障乡村改革发展,增进民生福祉,让群众共享乡村振兴成果。
完善立法推动改革法治化
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仲夏的余村别具生机活力。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发源地,2016年,湖州在总结“余村经验”基础上,实施《湖州市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成为全国首部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的地方性法规。
距离余村两百多公里的武义县后陈村,是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诞生地,2010年,全国人大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作出“村应当建立村务监督委员会或其他形式的村务监督机构”规定,将“治村之计”上升为“治国之策”。
立法是法治的基础,浙江及时将乡村改革发展中经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做法上升为法规规章,努力把乡村治理纳入法治化轨道。
浙江加强涉农领域地方性立法,制定《浙江省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等一批涉农法规规章,确保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健全完善涉农法规规章,出台配套措施,促进法律法规规章在乡村有效实施。
绣球花正开,橘子结绿果,象山县泗州头镇墩岙村村民除感慨环境的美化,还赞叹“最多跑一次”改革的便民。
村中李家有位94岁的老人过世,如在过去,家属要跑乡镇卫生院、殡葬办、派出所等至少4个部门,半天都跑不完。但如今,有网格长兼综合事务员鲍巧玲上门服务,采集信息,通过手机App网上流转,半小时就能办妥死亡证明、殡葬服务等各项手续,让家属一次不用跑。
泗州头镇首创的这项身后事智慧办服务,正是依托一部规范“放管服”改革领域综合性地方法规——《浙江省保障“最多跑一次”改革规定》。
让创新有法可依,浙江还相继制定了《浙江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条例》《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浙江省河长制规定》等地方性法规,依法保障农村改革发展。
普法难点在农村,浙江坚持将农村作为全民普法重点,创新普法工作方式,突出普法重点人员、重点内容,突出法治文化建设,开展各类法治宣传主题活动,推广法治乡村小阵地建设,切实提高普法实效。
火车跑的快,全靠车头带。村“两委”班子成员是乡村建设的带头人,也是普法必须抓住的“关键少数”。
围绕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等,浙江通过播放农村远程教育平台法治讲座,邀请乡镇干部、民警等现场讲解,开展常态普法宣传教育。2014年、2017年,浙江对新当选村的“两委”干部、村民代表,全员组织任职全员法治集中培训。
在“三治融合”发源地桐乡,法治文化可以“种”出来。
走进桐乡市梧桐街道桃园村,看到两道别致的风景,一个是成片的槜李林挂了青果,待成熟后透红芳香果浆横溢,令人浮想；另一个是建在农户中的法治小院,调解室、心灵驿站、法治剧院、法律服务室等功能室和休闲区俱全,村民在家门口能享受法律服务,真是贴心
槜李经营户,就是精准普法的受益者。
村民老王和老黄因槜李买卖发生纠纷,经村法律服务团多方取证多轮调解,纠纷得以成功化解。细心的公益律师陈珊珊起草了一份买卖合同模板,并让村里召集槜李买卖大户,给他们讲解交易注意事项,从源头上预防纠纷产生。
村民到哪里,普法就跟到哪里。
浙江是互联网大省,去年以来,一个名为“之江法云”的创新平台悄然来到村民身边,这个涵盖省、市、县、乡、村5级的微信塔群,直接向30多万村干部和村民开展法治宣传和法律服务,被誉为随身携带的“公共法律顾问”,打通公共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强化服务增强群众获得感
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浙江健全乡村基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壮大乡村公共法律服务力量,优化乡村公共法律服务机制,推动乡村公共法律服务主体多元化、方式多样化、内容精准化,不断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法治需求,增强群众获得感。
在杭州政务新区——钱江新城,3000平方米的杭州市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为市民提供了一站式、标准化、高质量、智能化的公共法律服务产品。
即使地处杭州淳安偏远乡村的村民,也用上“公共法律服务人工智能自助机”,获得法律服务如网购般便捷。
浙江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司法部的要求,已编制发布两批公共法律服务产品指导目录,涉及10大类66项公共法律服务,为群众提供“点单式”服务。
浙江还充分发挥律师作为农村法律顾问的主力军作用,加强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和人民调解员队伍建设,推进法治乡村志愿服务常态化。目前,全省农村法律顾问已实现全覆盖,建有法治乡村志愿者队伍3.5万支、20万多人。
月29日下午,4位分别来自贵州、云南、四川的伤残农民工,专程到永康市法律援助中心致谢。原来,在他们陷入困难之际,法援中心及时伸出援手,在主任陈志明的帮助下,通过诉讼、仲裁、区域协作等形式,帮助他们成功维权。
年,浙江省共办理农民法律援助案件44879件,接待农民法律咨询11.4万人次,为农民取得利益或挽回经济损失6.7亿元。
深化创建提升治理现代化
在一片绿意盎然中,高大鲜红的宪法宣誓誓词墙格外醒目。去年10月,宁波余姚横坎头村宪法主题园落成,为宁波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20周年献上一份特殊的礼物。
民主法治村建设工作起源于宁波,自1998年以来,浙江以民主法治村创建为起点的法治乡村建设,取得了丰富的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和法治成果。
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浙江实施民主法治村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健全民主法治村省、市、县“三级联创”机制,实施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工程,努力实现“自治增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扬正气”的乡村治理新局面,不断提升基层依法治理现代化水平。
乡村治理现代化特征之一,就是标准化。
浙江制定出台《浙江省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建设指导标准》,推动实现民主法治村有标识、有阵地、有队伍、有服务。湖州市、安吉县分别发布国内首个市级、县级法治乡村建设地方标准,形成“美丽乡村、无法不美”新格局。
浙江不断加大省、市、县三级民主法治法治村创建力度,努力形成“连点成带、由带变面、连面成群,县、市、省逐级提升”的民主法治村全景。目前,全省县级以上民主法治村(社区)27059个,覆盖率达90%以上,其中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152个、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1643个。
浙江省司法厅副厅长劳泓说,乡村法治创建成果的取得,得益于始终坚持将党政主导和发动群众、依法治理和乡村振兴、规划引领和基层创新、系统治理和专项治理全面结合,久久为功,连续21年开展民主法治村创建,为乡村改革发展营造良好法治环境,乡村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显著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明显增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格局。 （陈东升 王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