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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城市“无废”保卫战解读

2019-05-29 11:40:52来源:中华建设   
核心摘要:当前,推进“无废城市”试点工作,条件成熟、思路明确、意义重大,应借力建设相关试点之契机,稳健推进、群力群策,探索出一个可复制、能推广的 “低碳化社会”、“循环型社会”及“与自然共生的社会”之“中国模式”。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持续下猛药、治沉疴,继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生态园林城市等相关标杆创立之后,“无废城市”建设又被提上日程。2019年1月,为推动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理,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转型,提高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城市宜居水平,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要求,到2020年,应系统构建“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城市”建设示范模式,最终实现整个城市固体废物产生量最小,资源化利用最充分及其处置最安全。

毋庸置疑,系统推进“无废城市”建设是从城市整体层面深化固体废物综合管理改革和推动“无废社会”建设的有力抓手,是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举措。

力促城市“无废”势在必行

众所周知,我国是全球人口最多、产生固体废物量最大的国家,年均新增固废量达100亿吨左右。在我国,固废产生强度高、利用不充分,部分地区垃圾“围城”、“围村”及垃圾“上山下乡”等情况已成为“民生之患”,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求相距遥遥。不难发现,固废处置问题的根本还在于地方职能部门对该地城市规划、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固废减量、回收利用与处置问题的考虑不足,以致其严重阻碍了城市经济社会之可持续发展。

必须看到,尽管存在如此严峻的固废保有量及产生量现状,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长期以来,固废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相关制度建设或其实施刚性严重不足,激励与约束机制亟待完善。

事实上,早在国家2016年发布的“土十条”文件中,国务院既对强化工业废物处置工作,严厉打击非法处置危废行为提出过明确要求,其后的十九大报告以及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曾明文规定须加强固废及垃圾处置。

此次“无废城市”试点建设的提出,为探索建立分工明确、相互衔接、充分协作的联合工作机制,加快构建固废源头产生量最少、资源充分循环利用、非法转移倾倒以及排放量趋零的长效机制提供了有效保障。且将该项方案置于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大框架之下,更加突显出相关政策与规划之连贯性。遵循既定“时间表”,2020年前,必将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典范,为全面夯实“无废城市”建设打下坚实基础,前景可期。

“无废”重塑社会环保生态

所谓“无废城市”,即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与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将固体废物环境影响降至最低的城市发展模式。创建“无废城市”是贯彻习近平同志生态文明思想、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现。《方案》的提出更深刻地契合了“重塑城市环保生态”的题中之义。

《方案》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选择10个左右有条件、有基础、规模适当的城市,在全市域范围内开展“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到2020年,系统构建“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城市”建设示范模式。

《方案》明确,严格落实六项重点任务,即强化顶层设计引领,发挥政府宏观指导作用;实施工业绿色生产,推动大宗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总量趋零增长;推行农业绿色生产,促进主要农业废弃物全量利用;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推动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强化危险废物全面安全管控以及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培育产业发展新模式。

此外,《方案》还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以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农业废弃物、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危险废物为重点,实现源头大幅减量、充分资源化利用和安全处置。
 
在长效机制上做好文章

事实上,“无废城市”提法虽新,却非“无源之水”。近年来,我国各地各部门皆在固废处理领域做出了积极探索并积累了差异化的丰富经验,为推进综合性“无废城市”试点实践,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贵州省开磷集团实现以磷石膏、黄磷炉渣等“三废”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的产业化发展,并已在民用建筑、工业厂房、办公及广场等公共场所、公路、矿山井下充填等领域取得了较好应用效果。杭州市“虎哥回收”实现了生活垃圾的分类投放、收集、运输与处置,回收垃圾资源利用率高达95%。在苏州,其餐厨垃圾处置自有一套,形成了独特的“属地化两级政府协同管理、收运处一体化市场运作”之“苏州模式”。顶层设计方面,2018年6月,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创新和完善促进绿色发展价格机制的意见》,从国家层面明确提出了垃圾计量收费模式,进一步推进了垃圾分类的实施进程。

此外,结合《方案》的具体措施来看,无论是在工业生产中大力推行绿色设计,还是在农业生产中对畜禽粪污及秸秆的综合利用、废旧农膜回收,抑或在绿色生活方式中推进公共机构无纸化办公、倡导“光盘”行动等,许多工作皆已推进得有声有色。

然而,必须看到,“无废城市”建设还面临着若干瓶颈,亟需逐一突破。如多位专家不约而同提及的在协同合作方面所面临的问题。现下,想达到“无废城市”的标准,很多地方并不缺少技术,甚至资金,而是相关部门之间的合作机制。惟有打通部门单位、社会各界间的壁垒,才能让现有技术手段、资金资源等要素释放出最大能量。其次,在试点阶段,“无废城市”建设应更多发力于补短板方面。在具体施策时,应在理顺城市固废污染防治与循环利用的体制、长效机制上下苦功夫,包括建立部门责任清单,集成国家单项试点可推广应用的制度,探索建立固体废物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等内容。
 
当前,推进“无废城市”试点工作,条件成熟、思路明确、意义重大,应借力建设相关试点之契机,稳健推进、群力群策,探索出一个可复制、能推广的 “低碳化社会”、“循环型社会”及“与自然共生的社会”之“中国模式”。
 
(原文见载《中华建设》2019年4月刊“政策解读”栏目, 通讯员 孙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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