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图书馆是个知识的海洋

王秋和

 

前一段时间，陆续写了一些小文章，记叙版本图书馆的前世今生，引得不少读者心生兴致，频频追问旧日细节。近日我再度踏访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这所院子。故地重游，巷陌依旧，风物如故，只是曾经尘封无数书香记忆的老馆已经拆除，新馆就建在原来老馆的东北角，但那已是另一个门牌号了，即北京市东城区先晓胡同10号，大门是朝东开的。

 

 

一、深宅大院，应运而生群英会

 

上世纪七十年代，坐落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32号的这座院子颇有名气，这里是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版本图书馆。原有的旧馆早已拆除、面目全非，场地却始终空置。没有了大门的原址入口处设有一间门卫室，看管这片场地的，是一位年轻时便在此工作、如今临近退休的老同志。他说，曾经有一家开发公司想在这里建楼，却因种种原因搁置了十多年……

 

眼前的一切，如同旧城改造、新楼未建的旧址一般，杂草丛生，地面坑洼不平。我依稀能辨出当年各处设施的位置，细数院落内外散落的胡同轶事与岁月留痕。这些沉淀着时代印记的往事，朴素真实，自带温度。心底不由得生出几分凄凉，这些年来世事变迁、几番更迭，物是人非之感油然而生。旧时记忆如潮水般翻涌，半个世纪前，版本图书馆研究室里一众文人学者朝夕相处的日常、音容志趣，历历在目。遂提笔补录几段细碎往事，以此完善之前缩写的系列文稿，留住那个特殊年代里，独属于这座大院的温润时光。这院子距离中国社会科学院正北面不过数十米，饱经岁月洗礼的古朴大院，本就文脉悠远，底蕴深沉。

 

此地早年为北平国立艺专校址，时任校长正是著名画家徐悲鸿。新中国成立之初，这里又成为国家出版总署的发祥地。徐悲鸿、齐白石、胡愈之、郑振铎等无数文艺巨擘，都曾在此驻足讲学、办公履职，留下诸多珍贵印记。院落四周老宅洋楼错落相依，名人故居鳞次栉比，青砖灰瓦收纳百年风云，胡同街巷浸染浓浓墨香。世事辗转，沧海桑田。部分老旧院落，在城市更新的拆迁改造中轰然倾颓，彻底湮灭于岁月长河；幸存下来的宅邸故居，则被纳入老北京胡同游览环线，年年迎接四方怀古之人。

 

现在这附近常常见到游人穿梭在青砖窄巷之间，抚墙寻迹，探寻古都余韵。相较于巷内声名在外的名人旧宅，彼时的版本图书馆素来低调内敛、僻静幽深，在七十年代的京城文化圈中，是一处鲜为人知、藏龙卧虎的风雅秘境。作为国内独一无二的专项馆藏机构，版本图书馆专职征集、典藏、管护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有出版物样本，也是国内当代馆藏最完备、资料最详实、权威性最高的出版物信息资源库。

 

馆舍筹建于1949年岁末，距新中国开国大典刚刚过去三个月。这份仓促却郑重的布局，直白彰显出建国之初，国家对文化出版事业的深切重视，这份初心灼灼，历经数十年从未改变。

 

馆内研究室、编译室诞生于文革动荡岁月，存续不过七年，宛如划破时代夜空的流星，短暂却意义非凡，是特殊历史阶段催生的专属文化机构。彼时国内文化管控趋严，为从源头把控出版物政治导向，抵御不良思潮渗透，杜绝各类低俗读物流入市场，上级部门决议设立专职部门，预审核验全国所有待刊书稿。肩负图书审读重任的研究室，便在版本图书馆内应运而生。除却政策层面的刚需，人事机缘更为这座小院注入蓬勃生机。

 

那是因为“九一三事件”尘埃落定后，远赴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作数载的八十余名文化部系统知识分子，陆续得以平反返京。这批归来之人，囊括知名作家、文艺理论家、资深翻译家，皆是国内文艺领域的中坚力量。为妥善安置这群劫后余生的文化英才，让他们挣脱束缚、施展才干，馆方经上级主管部门同意，专门增设两大职能部门研究室和编译室。研究室主司书稿审读，筑牢出版内容底线；编译室专攻外文典籍译介，拓宽中外文化交流渠道。两部门存续期间，编译室累计推出译著二十六种，经由研究室层层审核、准予面世的中文书籍，更是数不胜数。

 

编译室内历来群英荟萃，云集业界泰斗。其中既有倾尽毕生心血翻译《一千零一夜》、享誉国内译坛的纳训，也有通晓多国语言、深耕文艺理论、见解独到的程代熙。一众名家蛰伏于大院中的东北角——一座方寸小院，埋首书卷，默默耕耘。对内而言，研究室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称谓——审读处。

 

当年所有带出版书籍在正式出版前都要先送达此处作为待审样书，正文末页都会统一加盖一枚朱红圆形印章，“审读样书”四个大字端正醒目，以此界定书籍属性：仅供内部人员审核研判，唯有逐层核验通过、确认内容合规，方可正式刊印发行。待样书完成归档留存、度过规定保管周期，若无后续利用价值，馆方会再加盖一枚长方形“作废”印章，易于馆藏图书相区别。之后按一折价格，定向配售给单位内部职工。

 

当年我初入职场，十分喜爱并购买了不少这类盖有印章的旧书。只是因为岁月流转，数次搬家辗转，大半藏书已然遗失，如今仅剩寥寥数册静立书橱。泛黄发脆的纸页上，两枚深浅错落的朱红印章静静留存，镌刻着特殊年代出版行业的运行规则，浓缩一段独一无二的文化过往。每次展卷摩挲，沧桑古韵扑面而来，瞬间将人带回旧日时光。

 

1972年是版本图书馆的转折之年。大批从干校返京的文化精英齐聚于此，为静谧的院落注入鲜活生机。此后逐年又有应届高校毕业生陆续分配入职，资深学者与青年新人相融相长，馆内人员规模短时间内翻倍。青砖院落之内，终日书香萦绕、文脉涌动，馆所迎来自建馆以来最为繁盛的一段时期。

 

 

二、潮起潮落，撤室为大势所趋

 

粉碎“四人帮” 之后，举国上下拨乱反正，百废待兴。沉寂十年的文化领域挣脱桎梏，迎来复苏契机，各行各业都急需外语翻译人才。一时间，各地机关、科研院所、主流文化单位纷纷登门，与馆方商洽人才引进。优厚的岗位与广阔的发展前景，让编译室人心浮动，人才外流成为常态。顺应时代发展需求，上级部门最终下达批复，正式撤销编译室。室内一众翻译名家本就声名在外，此后纷纷奔赴各个急需人才的重要岗位，在全新领域续写文化建设篇章。

 

编译室解散后，全国新书预审审读的全部重担，尽数落到研究室肩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华夏大地，国内出版行业彻底松绑，迈入井喷式发展阶段。各地出版社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新书刊印数量成倍暴涨，增长势头经久不衰。仅凭研究室区区数十名工作人员，想要逐本审核全国海量出版物，无异于杯水车薪。既难以保障审核质量，也极易延误出版时效，更会制约整个出版行业的发展步伐。此时国家出版主管部门终于理清症结：出版社作为内容创作与发行的主体，本就应当承担图书质量管控的首要责任。

 

当时全国人口约八亿，全民阅读热情日益高涨，阅读需求愈发多元。仅凭三四十人的专职审读团队，既无法承接亿万民众的阅读需求，也难以适配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时代节奏。至此，带有鲜明时代局限性的集中预审制度，彻底失去存续根基，甚至成为出版行业提速升级的阻碍。研究室的撤销，不再是主观选择，而是顺应时代浪潮的必然结果。

 

很快，研究室内诸位资深专家、学界前辈，陆续调回文革前原任职单位，重回熟悉的工作岗位。如研究室主任刘柯理调到燕山出版社担任总编辑，他还带走了几位研究室同仁……繁华落尽，贤才远去。昔日群贤毕至、谈笑风生的研究室，最后只剩下我们几名刚走出校园、初入职场的大学毕业生。

 

回望那段共事岁月，我始终心怀感念。身边这些声名卓著的前辈，履历厚重，阅历不凡：有人早年求学于延安鲁艺，是历经战火淬炼的革命文艺工作者；有人在文革前便主持核心文艺期刊，深耕行业多年；还有人曾任职各大文化主管单位，眼界开阔，功底深厚。对他们而言，审阅编辑完成的书稿，不过是举手之劳。

 

在那个特殊阶段，他们手握审稿权限，一纸批复便能决定一位作者数年心血的走向，权责之重，令人敬畏。可我深知，书稿审读并不能完全施展他们的才华与抱负。这群饱学之士，本就该站在更广阔的平台，为中国文化事业添砖加瓦。于我而言，初入社会懵懂之时，能与一众前辈学者朝夕相伴、共事求学，是毕生难得的机缘。

 

我是研究室里年纪最小的晚辈，始终以勤恳踏实的态度对待日常工作。那时我每日搭乘通勤火车上下班，清晨七点抵达北京站，七点半前必定到单位。到岗第一件事，便是清扫全屋地面，擦拭所有人的办公桌，把三间办公室共六个暖瓶逐一灌满开水。

 

冬日天寒，当时办公室没有集中供暖，全靠三间屋子各一座蜂窝煤炉取暖。生炉添火、清灰封炉这类杂活，我都主动包揽。每日傍晚五点下班，而同线路返乡的火车十八点四十分才发车，我便成了办公室每日最晚离岗的人。关窗、锁门、熄炉、整理内务，四年如一日，从未间断。也正是这份日复一日的踏实付出，让诸位前辈格外关照我，工作上传道解惑，生活上体恤帮扶。多年以后，每每在新闻发布会、行业座谈会偶遇昔日师长，彼此相视一笑，握手寒暄，依旧倍感亲切，旧日情谊分毫未减。

 

 

三、清风檐下，祝酒一曲成经典

 

我入职版本图书馆研究室后被分配至文学艺术组，办公室设在馆区北侧西侧的一排平房内。房屋格局仿照老式四合院北房样式，三间平房连通一体：中间堂屋最大，为公共办公区，我与周云琛、潘五一、王云缦、杨天喜等人在此共事；西屋独立安静，是叶峰、黎之彦两位前辈的办公间；东屋雅致清幽，罗立韵、文椿、汪应模三位女同事常驻于此。东西两屋人员进出，都要经过中央堂屋，这里既是日常办公场地，也是文艺组召开例会、闲谈交流的场所。

 

组长叶峰长的瘦高，文质彬彬，为人谦和温厚，品性温润，待人接物毫无架子。文革浪潮袭来后，他惨遭批斗打压，随后下放至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局势松动，才得以平反返京，进入版本图书馆审读处工作。研究室解散后，他重回文化部，官复原职，继续深耕文艺管理领域。

 

数年后，我调任报社工作，曾受邀参加文化部举办的新闻发布会，整场会议的主持人正是叶峰同志。他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主动上前握手寒暄，递出名片，叮嘱我日后有事可直接联系他，他还将旁边的郁风同志等领导或专家一一介绍给我……在场一众资深文化记者见了，无不心生羡慕，都不解我入职报社时日尚浅，为何能与文化部有关领导结下这般情谊。

 

彼时文化部办公地点在沙滩北街二号，某次参会结束，我专程前往他的办公室小坐叙旧。叶峰热忱相待，沏茶递烟，我笑着摆手婉拒。他微微一笑，打趣道：“不抽烟是好事。我抽烟几十年，积习难改，想戒也戒不掉。早年在干校物资匮乏，买不到烟，我甚至卷树叶过烟瘾。”寥寥数语，道尽岁月辛酸，也让我看到前辈褪去身份后的质朴与率真。

 

黎之彦同志是一位嫉恶如仇、至情至性的赤诚之人，也是国歌词作者田汉先生最后一任专职秘书。每当谈及田汉先生蒙难的坎坷遭遇，他眼底总会泛起泪光，言语间满是痛惜。当年馆内召开揭批“四人帮”专项大会，黎之彦登台发言，一桩桩、一件件细数反动集团迫害老干部、知识分子的残酷史实，字字泣血，句句沉痛。台下众人无不动容，暗自垂泪，他本人更是数次哽咽，频频拿出手帕擦拭眼镜与泪水。这份重情易感的性情，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有一回，我们一众同事前往东城区礼士胡同文化部电影局，观看内部放映的黑白经典影片《魂断蓝桥》。观影全程，素来刚直的黎之彦数次哭得难以自已。散场回到办公室，他也毫不掩饰情绪，直言这是自己第三次观看此片，每一次都忍不住落泪。“费雯丽把女主角的挣扎与自卑演绎得入木三分，那种深爱却又自我否定、不敢直面爱人的怯懦眼神，最是戳人心扉。”

 

研究室撤销后，黎之彦调任中国戏剧家协会，继续深耕艺术评论领域。后来我主持报社副刊，时常拜读他发表在《人民戏剧》上的佳作，也曾专程前往东四八条52号剧协驻地登门拜访，邀约他为报社撰稿。时至今日，我依旧感念这位兼具风骨与柔情的文艺评论家。

 

周云琛同志是组内资历深厚、行事严谨的老一辈文艺工作者。他身形不高，却始终腰背挺直，常穿一件黑色呢子大衣，头戴黑色呢料鸭舌帽，鼻梁上架着一副深度眼镜。进屋后他习惯性地脱下大衣挂在衣架，摘下帽子，顺手将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他一年四季手提公文包上下班，举手投足间风度翩翩，自带文人雅士的沉稳气韵。

 

周云琛的办公桌永远整洁利落，桌面上至多摆放一本书、一页文稿或是一份报刊，排布井然有序；闲暇时桌面更是空空荡荡，不染一物。反观我们其余人的桌面，书报堆叠、杂物错落，两相比较，高下立见。他日常身着中山装，衣料洁净平整、一尘不染，自律之风尽显于细微之处。我至今清晰记得他两个标志性的习惯：每日到岗第一件事，必定亲手擦拭桌面。即便我清晨已将所有办公桌清扫擦拭完毕，他依旧会完成这道专属的 “晨间仪式”。这无关卫生与否，更像是多年养成的职业自律，是开启一日工作的固定环节。其二，每日午饭后，他必会到水池边刷牙，数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这份极致的自律，让年少的我深受触动。周云琛早年追随革命理想奔赴延安，就读于鲁迅艺术学院，曾亲耳聆听冼星海授课，与郑律成、马可等知名音乐家一同工作，乐理功底扎实，创作眼光独到。

 

我刚入职不久的一个午后，他饭后洗漱完毕，静坐在办公桌前，拿出一页手写歌谱，低声缓缓哼唱，指尖不时拿起铅笔，在乐谱上标注节拍与情绪符号。曲调昂扬婉转，柔情与力量兼具，我从未听过，心中满是好奇。趁他短暂外出，我悄悄上前一看，歌谱标题赫然是《祝酒歌》。

 

彼时这首曲目尚未公开发表，由韩伟填词、施光南谱曲，最初由苏凤娟首唱。后来经由李光羲倾情演绎，《祝酒歌》迅速风靡大江南北，传唱全国，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具代表性的时代金曲。历经数十年岁月，依旧经久不衰。鲜少有人知晓，这首承载着一代人集体记忆的经典曲目，也曾倾注了周云琛老师的心血与打磨。时至今日，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我总会梦回那个春风浩荡、万物复苏的七十年代末，梦回北总布胡同那座书香满溢的小院。1977年末，周云琛时常向组长叶峰请假，都是去参加延安鲁艺老战士合唱团的各类演出。

 

正值壮年的潘五一同志风趣幽默，常以此打趣：“能进这个合唱团，门槛可不低，既要资历，又要水准。我们这些人，要么资历不够，要么水平不足，两样都不沾边，人家自然看不上。”一番戏谑引得满堂欢笑，也让枯燥的审稿日常多了不少乐趣。后来，周云琛调任刚组建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担任领导职务。他一直十分关照我，主动询问我的职业规划。正式到新单位履职后，他特意赶回版本图书馆，郑重征询我的想法，邀约我一同前往大百科出版社共事。当时受诸多客观条件所限，我只能心怀遗憾婉言谢绝这份厚爱，这件事也成了我职业生涯里一桩小小的憾事。

 

 

四、和风融融，温情长存皆君子

 

研究室文艺组之所以始终氛围和睦、其乐融融，离不开一众品性纯良、豁达通透的前辈师长。潘五一是组内公认的活跃分子，热情好客、待人通达，也是著名作家老舍先生的女婿。文革之前，他供职于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深谙待人接物之道。他为人随性赤诚，初次相识也能从容寒暄，对待男同事还会亲切拍肩致意，亲和力与生俱来。

 

当年研究室接受上级的任务，统筹编纂百万字大部头资料集《鲁迅思想研究资料》，全书分上下两册，从组稿约稿、敲定版式，到对接印刷厂、统筹装订发行，所有对外协调的繁杂事务，全都由潘五一一手操办，任劳任怨。研究室撤销后，他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厅，继续从事领导工作。

 

罗立韵是邓力群同志的夫人，性情低调沉稳，平日寡言少语，却字字珠玑，见解独到。圈内不少老同志都知晓她的雅号——“黑安娜”。溯源至延安时期，她曾登台参演话剧，饰演《安娜・卡列尼娜》女主角，剧中一身黑色丝巾装扮，扮相温婉绝美，成为许多延安老战士心中难忘的记忆。五十载岁月倏忽而过，与我们共事时，每到天气转凉，她依旧偏爱围一条简约黑丝巾，身姿端庄，气质清雅。在一众历经干校磨难、身心俱疲的知识分子之中，她风骨卓然，宛若鹤立鸡群。

 

在版本图书馆的揭批 “四人帮”大会上，罗立韵脱稿发言，全程逻辑缜密、条理清晰，言辞克制却力道十足，有理有据、张弛有度。发言篇幅不长，却句句切中要害，兼具思想深度与文字文采。我当时便暗自感慨，只需将她的发言录音稍加整理，便是一篇无可挑剔的优质文稿。

 

时至今日，我依旧记得一件温暖的小事。某个正午，同事们都去食堂就餐，只剩我留在办公室处理审稿。罗立韵缓步走到我的办公桌旁，轻扶椅背，语气温和：“小王，你每天最早到岗，打扫卫生、生炉烧水，默默帮大家分担杂务，辛苦了。这些零碎活计，我们这些人向来手忙脚乱，远不如你细致利落。”稍作停顿，她又关切询问我的通勤情况：“听说你天天坐火车上下班，住处离这里很远吧？”我连忙起身作答：“我家住在丰台火车站附近，坐通勤火车很方便，两站路程、二十五分钟就能到北京站，再步行十余分钟就到单位了。”

 

她又问起车票开销，我告知她购买的是季度票，票价七元。她轻轻点头，随即善意叮嘱：“虽说比市内公交月票便宜，但路途终究不近。你下班可以稍微提早一些，否则每日早出晚归，太过辛劳，年轻人也要保重身体。”

 

我解释返程火车发车时间固定，她听罢轻轻摇头，再三嘱咐我午间一定要抽空小憩，切莫过度劳累。寥寥数语，温润质朴，无关上下级身份，纯粹是长辈对晚辈的体恤与关怀，暖意直抵心底。后来潘五一私下和我闲谈，说起罗立韵看似温婉柔和，内心却坚韧果敢。当年《论总纲》一文由邓力群同志牵头组织编撰，刊发后影响遍及全国。

 

此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兴起，时局动荡，人人自危，邓家一度陷入至暗时刻。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罗立韵早已做好最坏的打算，甘愿承受再次被批斗、甚至入狱的风险，始终坚守本心，从未动摇。待到 “四人帮” 覆灭，阴霾散尽，生活才重归安稳。后来罗立韵调任文化部人事部门主持工作，平日公务繁忙，我便没有贸然登门打扰，只在心底默默感念这份旧日温情。

 

徐庄身材魁梧高大，举止从容沉稳，颇有领导风范，做事统筹有方。当年由他牵头主持编纂百万字巨著《鲁迅思想研究资料》，统筹全局、把控细节，耗费了大量心血。研究室撤销后，他受命筹建中国电影资料馆，并出任首任馆长，同时创办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牵头创办《当代电影》《电影信息报》《中国电影周报》等行业核心报刊，为国内电影研究事业筑牢根基。

 

我们一别数载，直到1983年才再度相逢。当时中国电影资料馆举办英国电影回顾展新闻发布会，徐庄作为中方主办方代表登台致辞。会议间隙，他主动向我招手，我赶忙跑上前向他问候，他嘱托我多宣传资料馆的行业成果，还特意叫来负责宣传的岳晓媚与我相识。

 

岳晓媚同志也曾赴北大荒兵团，和我同为屯垦戍边的北京知青，相似的青春经历让我们一见如故，此后工作中多有互帮互助。后来恰逢《经济日报》创刊十周年，报社计划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电影招待会，急需一部未公映的内部影片助兴。依靠徐庄与岳晓媚的帮忙，我顺利借到还未公映的前苏联经典影片《白比姆黑耳朵》，为社庆活动添了光彩。

 

女同事文椿同志见多识广，热忱豁达，交友广泛，文艺界故旧好友数不胜数。她的爱人张士燮是国内知名词作家，创作过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歌词。张先生身形挺拔，气质儒雅，闲暇时常来单位接文椿下班，待人谦和有礼，和办公室多数同事私交甚笃。二人相敬如宾、恩爱和睦的模样，也成了我们一众同事羡慕的对象。

 

上世纪八十年代，越剧泰斗袁雪芬率团赴法国巡演，大获成功，为国争光。剧团归国后，中国戏剧家协会联合《文艺报》举办专项新闻发布会，彼时已调任《文艺报》部门主任的文椿，全权主持整场活动。岁月并未消减她的活力，依旧神采飞扬。谈及袁雪芬的艺术生涯与海外巡演点滴，她娓娓道来、如数家珍，言语间满是对老艺术家的敬重，也足见她深耕文艺界多年，人脉深厚、眼光独到。我撰写的袁雪芬归国报道见报后，特意给文椿寄去报纸，她还专门打电话向我道谢。那段时间，我外出采访常得到她的热心相助，这份情谊我始终铭记于心。

 

 

五、尺幅剧照，时代观念小风波

 

研究室文艺组同仁大多深耕文学、影视、艺术领域，不乏业内顶尖专家。即便文革已然落幕，揭批反动集团的运动告一段落，时代的禁锢逐渐松动，但长期紧绷的思想惯性依旧根深蒂固。固化的思维模式尚未彻底破除，众人面对新生事物时，依旧格外敏感，这种心态也时常体现在日常审稿工作中。

 

1977年末，一场由杂志剧照引发的小小风波，清晰映照出那个新旧交替年代的思想特征。那年底，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电影月刊《人民电影》风靡全国，这本刊物是老牌影视杂志《大众电影》停刊近十年后，内地唯一公开发行的全国性专业电影刊物，在当时影视爱好者心中地位极高，影响力无可替代，组内不少同事都自费订阅。

 

1977年岁末的一个清晨，众人到岗后纷纷议论，话题都围绕当年第十二期《人民电影》。有人直言刊物的封面内容出了问题，甚至提议，今后审读处要将公开刊物纳入审核范围，严防有不讲康的内容流出。我知道潘五一消息灵通、性格直率，便悄悄向他询问缘由。他压低声音，略带戏谑地说道：“疑似内容有色情嫌疑。”此言一出，众人都心头一震。文革结束不过一年多，官方正规出版的公开发行刊物，若真出现低俗内容，在当时可谓惊天大事。我当即前往馆内征集组借阅样刊，工作人员告知出版社样刊尚未送达。

 

征集组的胡元义是退伍军人，性情爽朗直率，听闻此事后二话不说，骑上自行车直奔人民文学出版社，往返不过半小时，便取回了当期杂志。他把杂志随手礽在我的桌上，直言：“你们自己看吧，不过是一张普通女演员剧照，露出大腿而已，何必小题大做、大惊小怪。”

 

胡元义率性直白的话语，引得屋内几位女同事暗自撇嘴，私下说他口无遮拦、行事鲁莽，容易招惹是非。我俯身翻阅杂志，风波源头一目了然：期刊封面选用电影《女跳水队员》全屏剧照，画面里两名女运动员身着红色竞技泳装，其中一人侧身站立，腿部肌肤自然裸露。以如今的审美来看，这只是一张再普通不过的体育剧照，风格保守克制，并无任何不妥。但对于刚刚走出文革、长期被阶级斗争思维束缚的一代人而言，展现肢体的画面太过新奇，引发众人对此高度敏感，也是时代局限下的常态。

 

追根溯源，这份敏感源自十年动荡时期单一固化的文艺审美。文革期间，样板戏占据文艺主流，剧中正面人物大多设定为独身，刻意淡化儿女情长与人间烟火：《红灯记》三代孤寡，《海港》全员独身，《杜鹃山》没有婚恋情节，《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丈夫常年在外跑单帮……

 

长久的审美禁锢，让大众对正常的人性之美、人体之美日渐陌生，面对这类常规剧照，难免心生抵触与惶恐。这场风波最终平稳收场，当期《人民电影》并未被召回，剧照创作者也未受到批判追责，相关负责人仅被上级部门领导询问了几句，并告知“以后注意点，别惹麻烦。”这次风波虽小，却折射出时代转型期的思想阵痛。1978年底，《人民电影》正式停刊；1979年初，文革前颇有影响的老牌电影刊物《大众电影》重磅复刊，迅速风靡全国，巅峰时期发行量高达史无前例的960万份，成为一代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下面为该杂志的那期封面）

 

 

六、闲话朝夕，烟火温情藏风骨

 

研究室的一众前辈，虽资历深厚、德高望重，半生历经风雨，却毫无旧式官僚的刻板暮气。平日里同仁之间相处随和融洽、互帮互助，闲暇时也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平淡的办公日常因此鲜活有趣。

 

那时这些前辈大多年近半百，劫后余生，格外珍惜失而复得的安稳生活，一心想要追回被动荡岁月耽误的十年光阴，个个精力充沛、干劲十足。当时单位常在下班后组织政治学习、业务研讨，极少有人无故缺席；不少前辈还主动加班。暮色降临，北侧那排平房依旧灯火通明，点点灯火穿透夜色，映照出老一辈知识分子赤诚敬业的本心。

 

有一桩趣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某日上午，罗立韵外出办公，组长叶峰趁着休息间隙走进堂屋，故作神秘地问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罗立韵中午从来不在咱们食堂买饭，每天就靠两颗小黑药丸子充饥？猜猜看，那是什么名贵补品，居然比饭菜还管用？”文椿当即笑着接话：“那哪里是药丸，分明是比糖果还稀罕的营养品。”潘五一也跟着起哄，扬言第二天亲自“探查”，揭开谜底。

 

很快，“探查”便有了结果，大家方才知晓，所谓神秘的 “黑药丸”，不过是普通巧克力。过了些天，罗立韵带来一小包巧克力分发给大家，我尝了一粒，觉得虽然颜色挺黑，但确实挺好吃。七十年代物资匮乏，巧克力属于稀罕物，多数人从未见过、未尝过，甚至都不知道还有巧克力这种好吃的小东西，即便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老同志也误把它当成滋补药丸，都在情理之中。一桩小小的乌龙，让整间办公室欢声笑语不断。

 

我刚入职报到时，也曾闹出一段温馨小插曲。那天我独自坐在办公室看书，恰逢潘五一出差归来。他推门进来，见屋内安安静静，随口念叨：“怎么一个人都没有？话音未落，没仔细查看屋内，便转身离开。走出房门，他碰到外出归来的罗立韵等人，随口问道：“办公室空无一人，你们都去哪儿了？”罗立韵闻言心生疑惑，随即提醒他：“新来的小王不就在屋里办公吗，你怎么说没人？”

 

他们一行人回到办公室，潘五一坦言方才没有留意到我。文椿当即故作严肃，笑着打趣：“小王是北大高材生，昨天刚分到咱们组。就算不认识，也不能说屋里没人，我看你是有些目中无人了。”快人快语的汪应模也跟着附和，开玩笑地让他向我道歉。

 

素来能言善辩的潘五一，在三位女同事的“打趣围堵” 下毫无招架之力，连连应承，走到我身旁拍着肩膀致歉：“是我疏忽了，小王同志，日后还请多多指教。”满堂欢声笑语，消解了彼此的陌生感，也让我真切感受到这个集体的温暖与包容。

 

审读处的日常工作简单纯粹：每日博览群书，审阅书稿内容，撰写审核意见，判定书籍是否符合出版标准。这份工作于我而言如鱼得水，是初入职场最珍贵的成长历练。我们坐拥馆藏丰富的专用书库，古今中外、书刊报纸一应俱全，品类完备，这是旁人难得的优势。

 

那几年，我的阅读量远超此前与往后任何一段人生时光。馆内多数样书不能外借，但可以在书库内自由阅览。完成当日既定审稿任务后，我便抽空走进书库，沉浸在书海之中。盛夏时节，书库里格外凉爽，最适合静心阅读。同事们若是找我，不用多问，径直前往藏书库房，总能找到我的身影。我向来把控阅览时长，单次阅读从不超过半小时，倍加爱惜馆藏样本，从不污损、遗失一册图书，敬畏这份专属于版本图书馆的珍贵典藏。

 

时至今日，我早已调离版本图书馆，辗转在报社工作多年，却依旧时常怀念北总布胡同32号那座小院，怀念那座浩如烟海的版本书库。那里有取之不尽的精神滋养，有一群历经风雨、赤诚纯粹的前辈师长。在他们言传身教的熏陶下，我褪去青涩、沉淀心性，一步步成长起来。那段栖身青砖小院、与书卷为伴的岁月，是我人生行囊中最温润、最珍贵的宝藏，历经岁月冲刷，愈发熠熠生辉。

 

（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新闻出版工作40余年，系中国建设报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