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和小注：扈志恒曾经和我一起在北大荒屯垦戍边，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主持设计过很多著名的建筑。他最近撰写的《在北大荒患流感的故事》讲述了一段他和著名摄影家贺延光之间的感人故事。我和他们那时就相识，现特转发此文，以飨读者。
 

 

 

今年的冬天格外冷，我想起51年的那个寒冷的冬天，发生的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情。

 

1970年初的北大荒天气特别冷，零下三、四十多度是常事。中苏边境也极为紧张，距发生中外闻名的珍宝岛事件刚过去10个月。佳木斯到处都是准备打仗的标语和拉练的队伍，大街小巷的玻璃都糊上了米字条，战争氛围很浓。

 

这时，为了准备打仗，经解放军沈阳军区批准组建了武装值班团，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26团。当时从各个团选拔了一批优秀知青来到武装团，我由24团调到26团运输连，这时我认识了由25团调到运输连担任司务长的贺延光。新组建的武装团大部分在佳木斯农机校集结。由于当时是寒假期间，学校空无一人。这里只有一栋四层大楼，一个大操场，操场上是厚厚的积雪。在操场的旁边有几间平房是食堂。当时的气候滴水成冰，边境形势和战备任务决定着我们要迎来一段最为艰苦的岁月。
 

 

我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军训，早上起床号一响，战士们就爬起来出操跑步，还要打起背包背着跑步。白天训练基本上也是齐步正步跑步。我们吃的多是窝窝头、高粱米、大碴子、冻白菜汤，有时一个班里打来的菜汤居然没有一片菜叶子，等于就是盐水清汤。我们睡的地方也很艰苦，大约三十多个人挤在一间大教室里，没有床铺，就在水泥地面铺上草垫子当床。大约9个人睡6个1米宽的草垫子，每人六七十公分宽，几乎是人挤着人睡觉，翻身或起夜时一定要小心翼翼，否则就把旁边的战友碰醒了。当时吃住及训练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但26团指战员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知道自己是为准备打仗而主动报名、争取，并经过严格审查才来到26团的。大家每天都是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没有一个人叫苦。
 

 

就在这时，不知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突然得了重感冒，害得我上吐下泻发高烧，连续三天，而且越来越重。俗话说，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后来因为吃不下饭，渐渐地也没有东西吐了，虽然常常还有呕吐的感觉，但吐出来的只是酸水了，还泛着青绿色。搀扶着我上厕所的战友惊呼：“这是不是胆汁呀？必须上医院才行呀！”尽管如此，我却仍然有一种想排泄的感觉，却也排泄不出任何成形的东西了。战友们给我打来热开水，我勉强喝下一点。此时的我，脸色苍白，几乎没有一点血色，连坐起来的力气也没有。当时武装团还没有任何医疗条件，连队卫生员只有一个玻璃的体温计，什么药都没有，团卫生队虽有编制，却没有医护人员和设备。我们运输连只有人没有汽车，大家也还没学会开车。所以那段时间，谁要是身体不舒服，只能硬扛着，靠自己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我当时也这么想，靠自己的精神力量战胜疾病，也许能扛过去呢。
 

 

我感冒第三天一早大家都到操场去军训了，只剩我一个人无可奈何地躺在地板铺的草垫子上，即使盖着棉被棉大衣，仍然冷的浑身瑟瑟发抖。我被烧得头好似要炸裂，咬紧牙关硬撑着、苦熬着。我突然冒出一个想法，这时要是能吃上一碗热汤面病号饭就好了。这要求在生产团并不太难，但在这个新组建的武装团就很难做到了。因为全团只有一个大厨房，需要多个连队轮流着做饭，错开时间开饭，一口大锅不闲着，实在没条件做病号饭。所以，我只能就着盐水汤泡馒头、泡窝窝头，但刚勉强吃进几口，却肠胃翻滚又呕吐出来，整个人虚弱得有些迷迷糊糊了。
 

 

当天晚上，战友们围着发高烧的我直叹气，看我痛苦不堪的样子也是爱莫能助。需要说明一下的是，组建我们武装团是一件绝对不可言传的军事机密，我们不能轻易和地方上的任何单位打交道，连我们团两千多人的口粮都是兵团司令部调集的部队军粮指标。就在大家对我的病况一筹莫展的时候，运输连分管后勤的司务长贺延光来看我了。虽然我们刚认识还不到一个月，但彼此印象很好，知道他是一位关心战士，积极想办法改善连队伙食的司务长。他见体温计显示我高烧39度多，比前两天还厉害，继续硬撑下去就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他毕竟比我们多读过两年书，比我们懂的知识也多一些，他果断地对我说：“这样拖下去不行！走，我带你去兵团司令部看病去，那里肯定有医生，我就不信兵团司令部的首长会见死不救！”
 

 

去看病？谈何容易！天寒地冻，茫茫黑夜，下着小雪，极度严寒，我们所在的农机校在偏僻郊区，离市里有十多公里远，那时没有公交车，更没有出租车，甚至连三轮车或自行车也没有。怎么去？去找谁？深更半夜，能找到医生吗？即使找到医生，我们身上没有任何证件能证明自己的身份，人家能给我看病吗……这都是未知数！可司务长下定决心一定要带我去看病，他认为这样硬扛着会很危险。

因为贺延光听说当晚恰巧有一辆军车要给我们武装团送粮食来，于是他赶紧跑出大楼去食堂。他发现运粮大卡车正在食堂卸粮食呢，便去恳求司机，司机是一位部队军人。司务长希望司机能绕道把我们送到市里火车站附近的兵团司令部。贺延光司务长因为常和食堂打交道，几位正在卸粮食的人认识他，一起帮着和司机说好话。司务长并且答应，只要把我们送到兵团司令部就行，不用等着接我们回来，因为部队司机战备运输任务也非常紧张。司机年龄不大，很有同情心，虽然他也犹豫了一下，因为他今晚还要连夜赶回去，但在大家和司务长的央求下，毅然答应先绕道送我们去兵团司令部的要求。战友们搀扶着我上了车，贺延光陪着我也上了车。
 

 

风雪之夜，路灯昏暗，雪路极滑，司机小心翼翼地开着车，汽车一路颠簸，终于开到了佳木斯市里，在兵团司令部附近我们下了车，汽车开走了。司务长突然想起刚才竟忘了问这位好心的司机叫什么名字，俗话说，相逢何必曾相识，只记得他是位解放军汽车兵就行了，祝他好人将来有好报吧。这个遗憾是后来贺延光和我说的，我也深有同感。
 

 

1970年1月底那个寒冷的冬天，漆黑的夜晚，飘飘洒洒的小雪花。我在贺延光搀扶下，朝兵团司令部大门口走去。门口的两位警卫是荷枪实弹的现役军人，我们走上前，贺延光耐心地和他们作了一番诚心诚意的解释，警卫战士听了贺延光的话，又看了看我一副无精打采、病病歪歪的样子，打电话请示了他们的直接领导，竟然同意让我们进去了，并且告诉我们后院里司令部卫生所的位置。我经过这一番折腾，被冷风一吹，清醒了一些，我深深地记住了当时的情景，这种印象在脑海里永远也抹不掉。
 

 

司令部大院里有一处平房，是卫生所，有几个房间，都亮着灯，但无人。我们走进了其中一个房间，一阵恶心袭来，我赶紧趴在墙角的水池上呕吐。司务长赶紧去找医生。过了一小会儿，他陪着一位中年男军医走进来，只见军医高高的个子，虽然偏瘦，但人很干练精神，白大挂里的绿军装和红领章、红帽徽格外鲜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军医戴上听诊器，听诊问诊测体温，他看我有气无力的样子，扶我躺在屋里那张铺着白床单的病床上，又仔细检查并询问了一番。然后对司务长说，他（指我）这是得了重症流感，如不及时治疗，再转成其它的病症就麻烦了……
 

 

司务长马上问，怎么治，我们听您的。军医说，幸亏你们来得及时，我马上给他打一针，再开些药，只要按时服药，吃几天流食，应该过两三天就会好转。军医认真地说，你们26团刚成立，伙食和住宿条件都太差，饭菜也可能不太卫生，这些方面不注意都会得病……司务长不住地点头称是，表示自己记住了。其实我们知道，26团现在实在没有好办法解决那些吃住问题，现实情况正如一句俗话所说“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我和战友们就是仗着自己年轻。
 

 

军医给我打完针后，转身在药柜里拿出一瓶药，用药勺取出若干粒白色的小药片，放进一个小纸袋里给了我，并叮嘱了服药方法。看这位军医的言谈举止，肯定是位经验丰富的医生，我心里在想，今天真是遇到了好司机，找对了好医生，否则后果难料。
 

 

看来卫生所里今晚只有这位军医一个人值班，他给我打完针后又观察了一番我的情况。这时桌子上的电话响起来，军医赶紧接电话，答应了一下，随即说：“是！我马上去！”军医放下电话对我们说，我还要马上去看一位首长，你们没什么大问题了，可以回去了。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回农机校呀！这时已经是深夜了。贺延光急中生智，上前恳求这位军医说，谢谢军医同志，您能不能再帮帮我们，给我们想想办法？我们26团刚到佳木斯组建，人生地不熟，您给我们找一辆顺路的大卡车也行，送我们回去……
 

 

军医想了想，苦笑了一下说，你们在这儿等会儿，我去想想办法。军医出门后，过了不长时间，房门外响起两声清脆的喇叭，贺延光扶我出门一看，原来是一辆华沙牌小轿车，这可是兵团首长的车呀，真感到意外，也由衷地感谢司令部的领导。回农机校的路上，司机很热情地说，兵团首长对你们26团可关心啦！很重视你们团的……
 

 

回到运输连，虽已是深夜，很多战友都没有没睡，而是躺在被窝里等我们的消息。这时赶紧围过来问长问短，这情景又让我心头一热，司务长和我赶忙嘱咐大家快钻回被窝里，千万别冻着。我因为打了那一针，又吃了药，开始退烧好转。第二天，我的战友李庆余，张慧良，曹于东等人设法买来了橘子和蜜桃罐头，这在当时是很奢侈的营养补品呀，这让我体会到了什么叫战友情深，只有在艰苦的条件下才能建立起来。
 

 

这是我在北大荒第一次患重感冒，是贺延光帮我度过了难关。这一年我16岁，他18岁，他是我尊敬的兄长，最要好的朋友，最值得信任的战友。我们从此结下了深深的情谊，即使狂风暴雨来临之时，我们也是相互信任，相互关心。
 

 

若干年后，贺延光调任26团特务连副指导员，我担任了运输连副指导员，我们常有机会见面。我有一次向他提起带我看病这件事，他笑笑说，是有这么回事，那是我应该做的……又过了若干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撤销了，我们先后回到了北京。他担任了中国青年报摄影部主任，是著名摄影家了；我后来在建设部施工图审查单位任总工程师。我和贺延光偶尔有机会见面，记得有一次我向他提起那次带我夜闯兵团司令部看病的事，他大笑着说，这件事的细节我都忘了，你怎么记得那么清楚呀!”我说，因为你做行侠仗义的事情多了，所以对某一件事印象不深，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记忆深刻……
 

 

一身正气、行侠仗义的人有时候也会受到一些委屈或者磨难，但绝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记得1976年清明节时，贺延光因为带领部分群众悼念周总理而被错抓。我知道延光的父亲在三线工作，弟弟在外地当兵，他家中只有孤苦伶仃的老母亲，老人幼年丧父（即贺延光的姥爷，是中共党员、黄埔军校四期，1927年被国民党杀害），一生颠沛流离，多灾多难，此时身患多种疾病。我那时正上大学，便每隔一两周去延光家陪他老母亲吃顿饭，聊聊天，其实主要是听老人倾诉，直到她说累了，不说了，我才告辞。半年多后，贺延光终于被平反归来。因为我相信贺延光是一个助人为乐的好人，一个重情重义的仗义之人……
 

 

现在，我们当年的北大荒战友聚会时，贺延光尽管很忙，但我邀请他参加，他都尽可能抽出时间与大家见面，他对大家说，我们当年在北大荒屯垦戍边，是处在人生最迷茫的年龄阶段，于最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结下了战友之情，有的战友甚至把生命都献给了北大荒，我们在这种情况下结成的情谊永远无法割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