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数研制首席专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教授指出，该指数根据增长极、区域协同发展、区域韧性等科学理论，构建了包括4个要素层、18个具体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与“生态支撑”四个方面综合考察城市协同发展能力，通过综合GDP水平、财政科技支出额、新基建发展水平、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等具体指标对各个要素层的内涵进行精准刻画。

值得关注的是，在前五年的研制基础上，2020年的指标体系对标全球城市最高标准、最好水平设定目标值。如综合GDP水平、制造业500强总部数、合作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从事科技活动人员数量、机场客货运量、互联网用户数、空气质量指数（AQI）等，对标纽约、东京、巴黎、伦敦等国际城市。通过核算标准分方式，更直观地刻画与世界最高水平之间的差距，明确前进方向。

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指数（2020）表明，协同发展能力前十强城市依次为：上海、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合肥首次跻身TOP10，无锡则因生态支撑能力欠佳（4.63分）首次跌出TOP10。南京则从2019年的第2名降为第5名；苏州继2019年跌出前三甲后，今年继续位居第7名。萍乡、昭通、淮北、宜宾、铜陵、咸宁、随州、雅安、眉山、池州则位列排行榜的后十名。

曾刚教授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之间存在显著的等级差异，110座地级及以上城市呈现出6等级橄榄型结构特征：上海是龙头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在长江经济带排名首位；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无锡10座城市是能力较强的高级区域中心城市；昆明、贵阳、常州、温州、南通等27座城市是在个别领域表现突出的一般区域中心城市；内江、九江、丽水、阜阳、岳阳等26座城市是区域重要城市，往往地处较为重要的区位或拥有某方面独特的资源禀赋；宣城、广元、宿州、滁州、鹰潭等25座城市是存在提升空间的地方重要城市；达州、孝感、黄石、黄冈、乐山等21座城市是存在短板或外向服务功能薄弱的地方一般城市。

曾刚教授指出，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各分领域表现存在一定差异。龙头城市上海以及杭州、武汉、成都、南京、重庆、苏州、长沙、宁波、合肥、无锡等高级区域中心城市分别具备了较强的对全流域、对所在区域的协同发展能力；尤其是上海在科技创新、交流服务两个领域基本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在经济发展达到世界较高水平，得分均位列第一，龙头城市效应明显，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能力得以显著增强；其他大多数城市协同能力差距相对较小。

协同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旋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最优选择，更是长江经济带新时期的核心要求。据此，为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曾刚教授建议：重协同，提水平：加紧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双循环国家战略部署，紧扣一体化、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充分利用数字技术、脑科学与智能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全心全意谋发展，大幅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协同发展能力，彻底改变除上海之外城市协同发展能力低的不利局面；重联动，求平衡：充分发挥武汉、成都、重庆等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改变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一枝独秀”、周边中小城市“萎靡不振”的不协调局面，建立、健全都市圈联动发展机制，促进邻近低水平中小城市的快速、高质量、平衡发展；重科创、促升级：协同强化核心城市的科创策源能力，打破阻碍政产学研用一体化合作的壁垒，建立跨越行政界线的区域创新共同体，优化技术交易市场和技术推广体系，实现创新资源共享，推进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四链”融合发展，保障产业链安全，促进产业升级；重保护、谋长远。为此，应该加大重点企业耗电量、污水排放量的调控力度，提高各市环保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重视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试点与示范，彻底根治“长江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