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俊

1917年，一个叫邓寿椿的商人为了给祖母贺寿，从汉口请来一个放电影的班子，在沙市梅台巷像唱堂会一样放了几天电影。片子是英国演员卓别林演的滑稽剧，尽管是无声电影，却让人看得捧腹大笑。也就是从这时起，荆沙人开始知道有一种比西洋镜更好看的东西叫电影。

沙市是座商贸小城，精明的商人不少。电影的出现让商人看到了赚钱机会，于是就有人尝试在茶馆里放电影。沙市旅寄坊有一座“寄园”，是外乡人亡故后棺木的借厝处，民国初期才有人在这一带居住。1918年，离寄园不远的一座茶馆里开始放电影，哪怕茶馆附近堆着棺材，夜深了还有人来赶场子，可见新奇有趣的东西能使人上瘾。

就在同一年，沙市新建街的“大舞台戏院”也开始放电影了。这座戏院原为丹桂茶园，1915年由八旗军季将军的后人改成为戏院。安庆的福升京戏班长驻此院演出，因而这里又称“京舞台”，可容纳八百多人观影。

当时，荆沙本地还没有放映机，经营电影生意的人，得从汉口请放电影的班子来放电影，而放映机、影片的租金都比较高，开茶馆和戏院都是做小本生意，因而京舞台老板放了一段时间的电影后，便不再做这个亏本生意。

但电影市场肯定是有钱可赚的，汉口的放电影班子要价太高，那何不自买放映设备，建一座自己的电影院呢？于是，一个叫朱大光的古董商人便尝试着办了一座小影院。1919年，朱光大从汉口买来一部旧放映机，租下月亮街（今便河西路西侧）的金陵会馆，开了一家名为“世界电影院”的小影院。

世界电影院所在的月亮街    张 俊 摄

金陵会馆是南京商帮的活动场所，由刘姓商人所建。朱光大将一座长条形房屋改成了放映大堂，一次可容纳八百余人观影。由于前期筹备花光了朱光大的积蓄，以致他连观看座椅都买不起，但头脑灵光的他想出了一个主意：在开业之前，朱大光在门口贴了个启事，要求观众自带板凳入场。这要求虽有点不厚道，但赶来看电影的人心情迫切，便带着板凳赶场子来了。

在世界电影院放映的首部影片是上海明星公司拍摄的《火烧红莲寺》，由大美人胡蝶主演。这虽说是一部无声片，但放映时还是轰动了荆沙，连荆州城、草市的人都赶来观看。有的人看了一遍又一遍，精彩剧情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以往荆沙人消遣多是在茶肆酒楼，甚至是鸦片馆里，但有了这座影院后，来这里找乐子的人便多起来了。

世界电影院通常是一天放一场，遇有热门片子才加映几场。起初放的都是国产武打片，如《荒江女侠》《江湖七侠》一类。后来为招徕更多观众，便开始多放外国片，如英国演员格里菲斯、卓别林主演的片子，苏联爱森斯坦拍的《一个国家的诞生》《大独裁者》《十月》等。外国影片呈现的是另一个精彩的世界，这使观众大饱眼福，开了眼界，当然也鼓足了朱光大的钱袋子。但他的好日子并不长， 1924年，吴佩孚的一支部队开进沙市，驻军要朱光大腾出会馆供驻军用，如此电影院便不得不关闭，朱光大只得又去做他的古董生意。

朱光大有个儿子叫朱小本，他见老子开电影院赚了钱，不甘心赚钱买卖就此罢休，在1925年又租下崇文街新安书院大市场(崇文街洪家巷口)，用老子留下的设备又开了一家电影院。他的电影院名字取得更响，叫“环球电影院”。这座电影院比南京会馆那座要小，只能容纳四百人左右，观众进场同样得自带板凳。朱小本沿袭老子的经营套路，也赚了不少钱。

朱氏父子的成功让旁人看得眼红，一些有闲钱人也跟着开起了电影院。同年，一个李姓商人租下旅寄坊的“最乐舞台”，开了一家“自明影院”。这里原来是沙市红十会的活动用房，改成电影院后可容纳千人左右。在放映大厅里，首次安放了五人一排的长木椅，观影的舒适度超过了朱家父子影院。

1927年，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出品了第一部有声电影《爵士乐歌手》。三年之后，有声电影终于来到荆沙，1930年农历正月初一，一个叫马坤生的人租下“沙市大戏院”(便河西路西侧)，首次放映了一部《王先生在农村》的有声影片。当时，放电影的人、放映机和片子都来自重庆上江公司。马坤生是这家公司的合伙人，票房收入按“倒四六”分成。一张有声电影票价两角钱，一般人是看不起的，因为两角钱可以买十多斤米。但尽管如此，还是有人省吃俭用攒下买票钱，去享受一下难得的观影之乐。

有声电影的诱惑力是巨大的，当然带来了更大的商机，让商人们想着便心跳加快。歇业了几年的原世界电影院老板朱光大，见有声电影是一块肥肉，便动了重操旧业的心思。1930年初，他用重金又租下金陵会馆，重开了世界电影院。他的儿子朱小本则步老子的后尘，在同年底与一个彭姓盐商合伙，利用福庆盐栈(洪家巷口)失火后的一块大空地，开了一家露天电影院，名称还叫环球电影院。

朱氏父子重出江湖，又恰逢有声影片飞快发展，人人都争着看“洋稀奇”的年代，因而都大赚了一把。儿子赚的比老子还多一点，因为露天影院成本小，票价也低，薄利多销的经营吸引了更多的观众。在露天看电影，观众入场愿带凳子便带，不愿带就席地而坐，穷人看电影图的是个乐呵，也不讲啥条件。

商人取店名都有寓意的，如沙市四海春酒楼、徐万源疋头店、老丹凤银楼，等等，或是望生意兴隆，或是求平安顺遂，总之是与美好的愿景相连，就是不与时政挂钩。但在特殊时期也有例外：1931年，新建街原大舞台戏院被改成了电影院，时值“九·一八”事变发生不久。为了让国人记住这奇耻大辱，不忘收复东北三省失地，老板将电影院取名为“雪耻电影院”，由此显示出爱国的一腔热血。

民国初期，荆沙商铺盛行广告之风，放电影的地方也不例外。每有新影片上映，沙市各影院老板便会广而告之。通常做法是在当地报纸上刊登影讯，或者是在街头巷尾张贴花花绿绿的海报。遇有热门影片上映，还专门印一些小广告单，让小伙计拿到公共场合散发，以千方百计地招徕观众。

1928年，上海民新影片公司推出古装军事题材影片《木兰从军》。影片导演是侯曜，女主角是李霞卿，艺名李旦旦。她人长得娇美，出演这部电影时才十六岁。《木兰从军》在沙市上映时，世界电影院的朱老板专门用粉红纸印了一种小广告单，单子上除了介绍剧情外，还特别声明票价只卖两串钱，而且对军人和警察只卖半价。

世界电影院的小广告单    谭文  提供

《木兰从军》女主角李旦旦

在没有电影的年代，荆沙人的主要娱乐就是看戏，演荆河戏、汉剧、京剧的小剧场不少。有钱人去戏院是花钱买享受，对雅座上的人来说，热毛巾、茶水、点心和瓜子总是少不了的。看电影虽然不同于看戏，但戏院的老传统并未丟掉。沙市的一些电影院，不仅提供擦脸热毛巾，还卖茶水、炒货一类的东西。花三百文钱可买一杯清茶，花两百文钱可来一包香瓜子。此外，一些电影院在放映之前，还请乐队演奏几首欧美经典曲子，或是演几段京、汉剧折子戏，既为艺人拉生意，又可增加一些收入，而观众的耳福眼福便都享受到了。

看电影是和平日子里的事，战争一来也就变味了。1938年武汉沦陷后，供应沙市的影片断了来源，电影院便陆续歇业。1940年6月，日军侵占荆沙后，日军荆沙警备司令部看中崇文街的“鄂西大舞台”，将它取名为“中华电影院”。日伪中华电影公司汉口分公司派来了一支放映队，由佐藤雄任放映队长，专门放一些宣扬“大东亚共荣”“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影片，如《坦克队长西住传》《土地和士兵》《加藤战斗机大队》，等等，借用电影来对中国人实施奴化教育。但这一类影片，大多数平民都不会去看，进电影院的多是一些日伪军及眷属。

日军及眷属主要住在沙市中山马路、三民路一带。日本人觉得去鄂西大舞台看电影远了一点，而且晚上回来路上不安全，便在1944年将中山马路南侧的第二菜市场改成了电影院，将中华电影院的牌子挂到了那里。

1945年9月，荆沙光复后一段时间内，到荆沙受降的陆军第七十六军军部、江陵县政府及三青团沙市分团等机枸都设在沙市。这一年，三青团沙市分团在接收的中华电影院内设了一座民众教育馆，同时加挂了青年电影院的牌子，并开始放电影。像《孤儿救祖记》《姊妹花》《渔光曲》《风云儿女》《小城之春》《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影片上映时，经常是场场爆满，得加映好几场才能满足市民需求。五年多的黑暗沦陷日子，可把市民给憋坏了。

电影院是公共场所，场子管理讲的是秩序，但让电影院的人头痛的是：一些从抗战前线回来的伤兵，他们自认为老子抗日挂彩有功，进电影院不买票不说，还经常为抢座位大打出手，将电影院搅成了一锅粥，使得当地人对他们是又怕又恨，一些人为避瘟神干脆就不进电影院了。

上海的大光明电影院有“远东第一影院”之称，大光明这个名称好，1948年“第二青年剧场”(原沙市大戏院)改放电影时，老板叶荣辉将剧场也改名为“大光明影院”，以寓意自己的电影生意将会有光明的前景。但此时的荆沙因为国共内战已经打响，市面上物价飞涨，法币贬得买张电影票都要用袋子来装钱，因而看电影的人便越来越少了，一些电影院便陆续关门了。

在民国年间，荆州城内几乎就没有电影院，住在城里的人，包括草市的人想看场电影，就得费些力气到沙市来。若是看晚场电影，夜深了不方便回去，还得找个地方过夜。因此对荆州城、草市的人来说，看电影是有一点麻烦的事。

（选自《荆州古城往事1876－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