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俊

 

1938年10月，华中重镇武汉沦陷，成千上万的人仓皇西逃，经荆沙、宜昌、万县去重庆。当时荆沙还没有被日军占领，但是战争的阴影，随着难民的大批到来已变得日益浓重。

 

同年12月初，设在北平西单舍饭寺十二号的世界红卍字会中华总会给沙市商会来函，称当前形势严峻，难民问题严重，请沙市商会立即成立一个红卍字分会，以便在总会领导下救济难民。

 

首席会长何瑞麟

 

红卍字是佛祖释迦牟尼胸前的一个符号，意喻为吉祥万福。后来，国际救援组织世界红卍字会将这个不带任何政治色彩，用三根经线和三根纬线组合的卍字作为该机构标记。该会下属的中华总会成立于1922年，在全国设有三百多个分支机构，前国务总理熊希龄、王正廷等要人曾担任过该会董事长。

 

中华总会的信在沙市绅商中引起了反响。12月14日下午，由沙市营造业公会理事长涂泳清发起，在沙市商会办公地开了成立沙市分会组织的议事会。涂是福兴营造公司老板涂礼成的长公子，毕业于汉阳工业学校土木专科，1932年带寡母张氏和弟弟来沙市继承父业，在沙市承建过中山马路、地方法院楼等工程，在建筑业界颇有声望。

 

那天出席议事会的有福庆盐栈老板何慎卿等九人。原定沙市各业都应派代表参会，因来人太少就临时改成了谈话会。会上大家一致同意成立沙市红卍字分会（简称沙市分会），并作出几项决定：

 

一、凡申请入会者，普通会员需缴十二块大洋，终身会员缴三十六块大洋，以作为会务经费；二、会员执行任务期间，不给报酬，仅每天提供两顿免费菜饭；三、会员执行任务时需统一着装；四、速与鄂旅渝同乡会商议，以统筹荆渝两地遣送难民事宜。

 

沙市分会证章

 

1939年1月5日，沙市分会正式成立，江陵县政府、荆沙驻军、地方法团及各大店铺都派了代表参会。会议开得很隆重，与会者群情振奋，抗战气氛十分高昂。会上公推沙市商会会长何瑞麟为沙市分会首席会长兼总监理。何是大盐商，任商会会长多年，在沙市商界享有威望；涂泳清、何慎卿，张春洲、荆沙海关监督许伯翔、沙市地方法院院长张珂特、沙市民团老总徐鹤松、士绅陈国华和熊步云等人被推选为责任会长。

 

沙市分会下设总务股，涂泳清任主任；救济股，何慎卿任主任；惩奖股，张珂特和余鹤松分别任正副主任；医务股，孙立夫任主任；交际股，金式如任主任；运输股，章兰亭任主任；救济队，由张春洲兼任中队长；慈幼院，由王省三任院长，后改为何瑞麟。总之，沙市工商界几大主业的头面人物都分担了责任。

 

陆军第三十二师师长兼荆沙警备司令王修身、江陵县县长喻建章、湖北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金鉴民、荆江堤工局长徐国瑞等人被推举为监理部成员。如此一来，沙市分会便形成一个军、政、商三位一体的组织，具体办事的是绅商人士，在后面撑腰的则是军政要人。

 

沙市分会成立后，便与迁至重庆的中华总会取得了联系，双方互设了联络点，重庆那边在两路口，沙市这边在中山马路一百一十四号。同年3月12号，中华总会给沙市分会寄来了免费电报号码单。

 

沙市分会活动经费有两个来源：一是由绅商捐献和找市民募捐。为支援抗战及救济难民，当地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都舍得为抗战付出。同年4月25日，沙市分会就收到市民徐性初捐赠的一百四十亩田产；二是由中华总会向沙市海关、税务机构打招呼，让沙市分会就近支取部分钱款。同年2月12日，中华总会总监理致函何瑞麟，称已急电沙市盐务收税处，今后凡是沙市分会用于各项慈善事业的用款，可酌情向该处朱总办印川支取。此外，年关散放赈米一千五百石也将由中华总会如数拨运。中华总会对拨款用途检查甚严，每三个月，沙市分会要将收支数目整理成册寄重庆审查。

 

为难民设立的指示牌

 

显然，靠沙市分会的那点资金，对潮水般涌来的难民来说只是杯水车薪。为此，中华总会要求沙市分会自办些袜厂、肥皂厂以生产自救。但限于当时条件，何瑞麟回绝了这条指令，他说“荆沙虽居后方，但逼近前线，战云四布，警报频传。现应将收容所难民陆续遣散，此后自应随收随遣，决不宜长期留养，以保安全。故设置肥皂、袜厂与所处境地似属不甚相宜。”（民国《沙市红卍字会档案》）

 

当时，从武汉机场起飞去轰炸宜昌、重庆的日本军机，在途经荆沙时经常扔下炸弹。1940年6月初，日军在攻占荆沙之前，更是派飞机对荆沙实施了九轮狂轰滥炸。但就是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沙市分会救济队仍在默默地履行职责。

 

冒风险最大的是救济中队，该队督队长是涂泳清，具体负责队长是张春洲。中队下设四个小队，一小队长曾楫舟，有二十名队员；二小队长石琼林，有十八名队员；三小队长余均三，四小队长范文昭，各有十七名队员。此外，沙市分会下属的挑夫队、掩埋队、四个难民收养所、慈幼院和红卍字医院都归督队长指挥。

 

1938年末，国民政府内政部和军政部曾分别以警字1958号文和役预字第3990号文明示中华总会各分会：凡红卍字会职员及救济队队员都可缓服兵役，所以当时报名参加救济队的青年人不少，以致荆沙警备司令王修身不得不向沙市分会提出：以后招收人员，最好以三十一岁至四十岁的人为宜。自从军方打招呼后，入会者便改由会长和总监理亲自考核，以便让更多的青年人上前线去扛枪打仗。

 

1939年2月23日，救济中队队员开始统一着装。他们在夏天穿深兰夏布上装，黄哔叽短裤，长统绿袜子代替了帮脚布。队员们在胸前佩带铜质证章，手臂上带白布袖章，上盖着中英文腰圆章各一枚。此标志由中华总会统一制定，凡佩带此标志者，在空袭戒严时可以自由出入，但非执行任务时不得佩带。

 

救济中队队员平时负有疏散难民之责，遇有轰炸则须抢救伤员，维持治安，任务繁重、辛苦、危险。由于队员多是有正义感的青壮年人，所以在执行任务时都能自觉做到克职尽守，不怕牺牲，任劳任怨。1940年6月初，日本军机在荆沙狂轰乱炸时，救济队员们在战火中都有惊人的勇敢之举。救济队队员不拿一文酬劳，平时做工行商，有事招之即来，除了两顿免费菜饭，得到的唯一好处是偶尔可以买到一包平价盐，所以他们的表现为社会各界人士所赞赏。

 

成群结队向西逃离的难民

 

1938年秋天，救济难民成为沙市分会的主要任务。当时，由于日本军机的骚扰，从武汉至沙市的长江航线已基本停运，难民们大多是一家家人携老扶幼徒步而来，个个都是疲备不堪，其中饥饿与伤病者极多。沙市分会在金陵会馆等处设了四个难民所，来沙市的难民平均每月在千人以上，1939年2月竟高达二千余人。

 

难民到沙市后，需先到收容所领取《住所证》，凭该证再到沙市分会领取《难民证》。持此证者每人一次可领取六角钱，领到钱、吃完饭后，无特殊情况的必须马上离开沙市，逾期不走者将由军警迫令出境。

 

1939年3月18日，沙市分会告知难民：一、单身壮年者应自行徒步离开；二、壮年有家属者，可用船送到上游的涴市镇；三、老弱有家属者，由船送至枝（江）、松（滋）、宜（昌）三地。由船转送一程的，多是老弱病残者，或者是妇女与儿童。

 

难民在收容期间逗留的，需随身携带《难民证》，不得私带违禁品，不得吸鸦片和斗殴。1939年2月24日，涂泳清带人巡视难民所时，发现有几个大烟鬼躲在一隅吞云吐雾，当即就令人捆了，送往湖北第四行政区卫生院戒烟队强制戒毒。

 

沙市分会筹款虽然有限，但还是拿出相当部分用来购置药品。1939年3至5月间，曾分别为九百一十九个难民种了牛痘；7月为避瘟疫，散发长春丹一千五百包、救急丹五十包，及时为不少难民减轻了病痛之苦。

 

给难民发放给养费

 

难童是国家的未来，因而受到特殊照顾。1939年2月27日，中华总会呈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求动用政府船只免费协助运送难童。后经批准，一批军政部船舶管理所的专船参与了救助行动，沙市码头是其救助点之一。

 

沙市分会对运送难童有严格要求，即年龄为五至十三岁，这个年龄段的难童因年幼不能随父母徒步，故一般由沙市分会人员护送上船，直接送到重庆北碚北温泉绍隆寺内，待其父母徒步到重庆后再去认领。若是父母因故身亡又无其他亲人的，则由政府养育。在沙市难童离去前，沙市分会会给每个难童发一套衣服，护送的路线是沙市、宜昌、万县、重庆。

 

沙市首批五十名难童是由救济中队队员陶育抱护送，经军政部船舶管理所沙市一个谢姓所长安排乘船去渝；第二批五十一名难童由吴绥果队长带领，搭太庆轮去渝；第三批六十七名难童由运输股邓玉山带领，搭万泰号轮赴宜昌转万县；第四批二十九名难童只送到宜昌；第五批五十六名难童由救护队员苏光禄护送到万县；第六批十二名难童由教养员黄运卿送宜昌，这也是最后的一批。同年5月3日，慈幼院院长王省山以慈字第17号文公告：“上援员额已满，沙市也不再收容难童。”（引文同上）

 

为引起社会各界人士对救援事宜的重视，沙市分会注重采用宣传手段来扩大影响，从期获取更多的支援。1939年4月4日，沙市分会致函《大同》报社，要求尽可能地采用其稿件，报社对此也立即做出反应。1940年1月4日，沙市分会向《大同》日报社投稿，报导当日晨在日本军机的轰炸下，救济队全体人员勇敢救护的情况。该报社接稿后即连夜排版，以在第二天天亮后便让人们知道此事。随着此类报道的不断刊登，沙市分会的救援行动受到更多人的关注，社会募捐款也在不断增加。

 

沙市分会交际股注重与军政机关保持联索，他们或组织劳军洗衣队，或派医生去军中为病员治疗；设在沙市克成路（今新沙路）的同德医院，中正街（今胜利街）的协和医院，中山马路的中英药号，都有部分床位专为军队伤病员留用。

 

对老弱妇孺难民雇船相送

 

1939年7月，沙市分会给荆沙警备司令部赠送长春丹一千五百包、救急水一千瓶、救急丹五百包。这些药都是从中华总会处平价购来，是当时难得的紧俏品。当然，荆沙警备司令部对该会的要求也会尽量满足，如凡难民收容所内有骚乱之事，一经该会报警，司令部便立刻派兵弹压。该会在外运物资时司令部也会派兵保护，该会找军警借汽车用只需出个油费。

 

沙市分会是一个临时民间慈善团体，但有时也担负起一些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1940年1月5日，沙市地方法院看守所所长兼江陵县监狱事务官郑应鸣，给沙市分会送来一封求援信，说囚犯们因食品和御寒衣物匮乏，大有越狱暴动之举。该会接信后极为重视，特派张春洲等人去狱中看望。时值隆冬，他们见囚犯寒冷难禁，回来后便立即募集棉衣一百二十二件、旧夹裤七十八件、新棉被三十床火速送往狱中救急。同时，该会还送去六十多块大洋给囚犯们做菜金，囚犯们闻之无不同声感恩。

 

沙市分会还注重对会员的管束，以维护慈善社团的良好形象。1939年6月，有人写密信给宜昌盐务办事处，告涂泳清、张春洲、何慎卿利用护送儿童去宜昌之机，用船贩运五十包私盐去潜江一带倒卖，牟取暴利。密信内容曝光后，一时社会上议论纷纷，荆沙海关统监马副军长气得杨言要对涂等人严惩。涂泳清等人面对非议，便连续投书报社呼冤，并恳请沙市地方法院立案调查。后来，此事并未查出什么结果，但由于沙市分会成功组织了一场反诬告行动，反而使其声望大增，热心该会活动的人更多了。

 

1940年4月20日，沙市分会接到中华总会的一封加急来电，说沙市分会一难民所管理员于长春强奸民女。原来，有一李氏从沦陷区逃到沙市后，因体弱多病住在金陵会馆难民所内。李氏有一女，芳龄十六岁，颇有些姿色。于见色起意，便趁分发食物之机将李氏之女奸污，还逼迫其成亲。李氏断然不肯，于竟将母女俩赶出了难民所，李氏辗转到重庆后去中华总会告发了此事。

 

沙市第二难民收容所

 

会长何瑞麟、涂泳清等人接到电报后，让两名救济队员将于长春押来盘问。于先是一口否定，后又百般抵赖，何等人气愤不过，便让人给于一点厉害，于招架不住这才招供。沙市分会在查清此事真相后，一方面登报谢罪，另一方面寄银元若干安抚李氏母女，如此才摆平这起沸沸扬扬的奸污案。

 

沙市分会活动一直持续到1940年6月初，这年6月8号，日军藤崎师团占领了沙市。沙市分会直到沦陷的前几天，才被迫停止全部救援行动。不久，涂泳清辞去会长一职，在旅寄坊开了一家小肥皂厂度日，其会长职务后由士绅程新歧接任。

 

（选自《荆州古城往事1876－19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