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荒知青的一段殇思

王秋和

 

1973年3月初，兵团26团刚刚完成国防施工打坑道任务，全团官兵浩浩荡荡奔赴生产基地——宝山荒原。这是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因我们的到来，打破了亘古的寂静。此时最热火朝天的工地就是我们特务连创办的木材加工厂，电锯、带锯、电刨的轰鸣，承载着战友们对安营扎寨的期盼。

 

 

①荒原长途，突起疑云

 

一个寻常的上午，我正和几位战友围着圆盘锯，专心致志地研究机台的改进方案，连部的通信员马力急匆匆地跑来了。离我们还有老远，他就扯着嗓门大喊：“六班长！北京的长途电话，快回连部去接！赶紧的，一分钟要花好多钱呢……”

 

我猛地一愣，浑身的力气仿佛瞬间被抽走了几分。这是我到北大荒以来，第一次接到长途电话，也是我在北大荒数年里，唯一的一次。家里人怎么会突然给我打长途？要知道，那时的长途电话昂贵又不便，若非急事，绝不会轻易拨打。身边的战友们也急了，纷纷催促：“班长，你快回去吧，肯定是家里出什么急事了！”

 

我心里犯着嘀咕，喃喃道：“我昨天才收到家里的信，没说有什么事啊。”说话间，马力已经跑到我跟前，不由分说地拽起我的胳膊就往连部跑，一边跑一边补充：“是北京一个姓曹的人打来的，说有急事，让你马上接电话。”

 

姓曹？我心里愈发疑惑。我在北京没有姓曹的亲戚，这个打电话的人是谁？我们一路气喘吁吁地跑到连部，那部老式的手摇发电电话机就放在桌子上——那是在解放战争题材电影里常见的样式，摇把沉甸甸的，像一件陌生的玩具。在此之前，我从未用过它，甚至不知道该如何操作。我学着电影里指挥员的样子，拿起听筒放到耳边，“喂！喂！”喊了两声，可听筒里静悄悄的，像握着一根实心的玉米棒子，没有丝毫声响。

 

马力握住电话机旁的小摇把，笑着对我说：“班长，你拿好听筒听着，我来摇，等里面有人说话，你就说你是特务连，让接线员把北京的长途接过来。”我点点头，紧紧攥着听筒，手心沁出了汗。马力使劲地快速摇着摇把，“嘎啦嘎啦”的声音在安静的连部里格外刺耳，像是在唤醒一段遥远的牵挂。摇了十几下后，听筒里终于传来一个清晰的男声：“请问，你要哪里？”

 

我学着电影里的语气，对着话筒大声喊：“我是特务连，赶快把北京的长途接过来！”话音刚落，就听见听筒里的声音温和地说：“你不用这么大声，我能听得见。”稍作停顿，对方又问：“请问贵姓，叫什么名字？”我连忙压低声音，自报家门。

 

“你等着，北京的长途。”接线员的声音再次传来，“你认识曹文学吧？”我心里一动，连忙回答：“我认识！我们前几天还通过信呢。”“在北京打长途的是曹文学的母亲，你们通话吧。”

 

听筒里传来一阵“嗞嗞啦啦”的电流声，却听不见任何人的说话声。我屏住呼吸，仔细听了许久，忍不住自言自语：“怎么这么乱，没人说话啊？”突然，听筒里又传来接线员的声音：“你听不见吗？”“我能听见声音，但听不清楚有人说话。”我连忙回答。“我不是问你，我是问北京那边。”接线员的话让我有些窘迫，原来，他是在询问曹文学的母亲。

 

又一阵杂乱的电流声过后，接线员说：“既然你们都听不见对方说话，我来给你们传话吧。你们之间有保密的话吗？”“没有，没有保密的话！”我连忙说道，心里却想着，这般传话，哪里还有什么保密可言，若是真有隐秘，便不会选择打长途电话了。

 

“曹文学的母亲问你，曹文学在你这里吗？”接线员的声音传来。我愣住了，连忙回答：“曹文学什么时候来我这儿了？我不知道啊。”接线员把我的话重复给对方，片刻后又问：“曹文学的母亲问，曹文学到你这里来过没有？”

 

“没有来过。”我刚说完，又连忙改口，“不对，三年前我在佳木斯糖厂搞国防施工时，他来找过我一次，那次之后再没有见过。”

 

接线员重复完我的话，过了一会儿又说：“曹文学的母亲说，要是曹文学来你这里，让他马上回北京，家里人一直在等他。”

 

“好，我知道了，要是他来，我一定让他马上回北京。”我郑重地回答。

 

又一阵电流声过后，接线员问双方还有没有别的事，我回答没有，电话便挂断了。我放下听筒，心里满是疑惑，曹文学怎么会突然来找我？我们虽然是小学和中学的同班同学，一起来到北大荒，可我调到特务连后，他一直在27团6连，我们平日里只有书信往来，他从未说过要来找我。

 

马力看着我发愣，忍不住问：“曹文学是谁？是不是出事了？”

 

我若有所思地摇摇头：“他是我最好的同学，一起下乡来的北大荒。他根本没来过我这儿，可他妈妈却说他来了，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马力安慰道：“别急，你给家里写封信问问，说不定就清楚了。”

 

当天中午，我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把接到曹文学母亲电话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家人，叮嘱家里人问问曹文学的家人，他到底去了哪里，还说若是有机会，我想去27团6连看看他，那里还有我很多老同学。信寄出去后，我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我知道，只有家里的回信，才能解开我心中的疑云。

 

②不安等待，荒原隐忧

 

等待回信的日子，格外漫长。北大荒的风依旧凛冽，荒原上的积雪渐渐融化，露出了黝黑的土地，可我的心里，却始终笼罩着一层阴霾。我总觉得，曹文学母亲的这通长途电话，绝不仅仅是问问曹文学是否在我这里，背后一定还有不为人知的隐情。

 

夜里，我常常会做一些奇怪的梦，梦里全是曹文学的身影。有时候，他笑着朝我走来，和我说起在北京上小学时的事；有时候，他又面色憔悴，眼神里满是无助，转身就消失在荒原的尽头。有人说，梦里的景象都是反的，若是梦见他过得幸福，现实中或许就遭遇了不幸。每当做完这样的梦，我一整天都会心神不宁，脑海里反复盘旋着一个念头：曹文学，你到底怎么了？

 

几年来的北大荒生活让我感觉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如果想锻炼和培养一个人，就把他送到北大荒，他可以在这里大有作为。当年的十万转业官兵来到这里，很快就把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建设成新的家园；如果想迫害或用劳动教育改造一个人，也把他送到北大荒来，可能会让他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十多年前，很多右派被送到北大荒进行劳动改造，若干年后被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其中不乏社会名人，有知名作家、艺术家等。当然，这些名人在来北大荒之前就已经很有名了。

 

北大荒的神奇，既能磨练人的意志，也能吞噬人的希望。这里天高皇帝远，既是知青们挥洒热血的天堂，也可能是暗藏危机的地狱，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27团6连离中苏边境的界河黑龙江很近，在江边能清晰地看到对岸的动静。我偶尔会接触到团领导传阅的内部文件，知道有一些意志薄弱的知青，受不了北大荒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贫瘠，一时悲观失望或头脑发热，不顾后果地跑到黑龙江对岸去了。因为入冬以后，跑过已经结了冰的黑龙江不过十几分钟。跑过去的人乳臭未干，幼稚地以为是投奔幸福，但事实上大相径庭——他们跑过去时间不长，都毫无例外地被老毛子遣送回来了。这些知青掌握的那点“秘密”，对老毛子所需要的政治或军事利用价值，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且还要管他们吃住，人家把他们送回来也是理所当然。从此，他们因“叛国投敌”而身败名裂，成为了大会小会上被批判的对象，政治前途彻底断送。

 

除此之外，边境线上的敌特活动也十分猖獗，时常会有信号弹在夜空升起，搞得人心惶惶，战备空气一直十分紧张。我不敢去想，曹文学是不是卷入了这些事情里，若是那样，不仅他自身难保，就连和他有往来的人，也可能受到牵连，后果不堪设想。

 

以我对曹文学的了解，他是不会逃到苏修那边去的。因为他是我们班最早积极报名来北大荒屯垦戍边的同学，他还是一位有正义感、很单纯的人，对人实在，干活实在，学习实在，单纯得就像一张白纸。记得我们开斗私批修会时，他毫无保留地把家庭出身及成分，还有一些细节都和盘托出，像竹筒子倒豆子般不留任何私心杂念，惹得一些以为很了解他的兵团战友们个个瞠目结舌……

 

日子一天天过去，北京方面没有再打来长途电话，家里的回信也迟迟未到。曹文学就像突然从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任何消息，我向一些亲朋好友、战友同学打听他的下落，可始终一无所获。我心里的不安，越来越强烈，我知道，人们越是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往往越容易发生，而曹文学的身上，或许已经发生了我们最不愿意见到的悲剧。

 

 

③惊雷破静，荒原殇思

 

大约十天后，一天下午收工后，特务连的副连长吴建国从27团6连回来了——他去那里探望女朋友。我赶忙跑到连部，想问问他，有没有关于曹文学的消息。刚走到连部门外，就听到里面人声鼎沸，很多人围在一起，七嘴八舌地议论着什么，偶尔还会传出来一阵笑声。

 

我轻轻敲了敲门，可里面的嘈杂声太大，根本没有人听见。我和吴副连长关系很好，他曾经是我的班长、排长，也是他培养我当了班长，于是，我便不客气地推开门，走了进去。吴副连长身边围着十几个人，都是原来27团6连的战友，大家正围着他，听他讲老连队的人和事。

 

吴副连长一眼就看到了我，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了，神情变得格外严肃，他对着我说道：“六班长，我正要找你。”不等我开口，他又继续说道：“我告诉你，我这次在6连，见到了你的好同学曹文学。”

 

我的心猛地一跳，脸上下意识地露出了笑容，木然地站在门口，轻声答道：“是吗？他怎么样？”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可吴副连长的脸上，没有丝毫笑意，依旧严肃地说：“但我见到的曹文学，是一具尸体，而且，是我帮助27团军务股、保卫股那帮瞎参谋烂干事找到的。”

 

这句话，如同五雷轰顶，瞬间击懵了我。我僵在门口，感到浑身冰冷，脸上的笑容凝固了，随即扭曲变形，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该进去坐下，还是转身离开，忘记了该问问详细情况，还是就这样静静地站着。那一刻，我六神无主，无所适从。

 

屋子里的笑声瞬间消失了，所有人都安静了下来，看看我，又看看吴副连长，大眼瞪小眼，没有人说话。整个屋子的气氛，仿佛凝固了一般，静得能听到地上掉一根针的声音，那十几秒钟，漫长得像是一个世纪。

 

吴副连长是个豪爽的人，有话直说，很少掩饰，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或许也是性格使然。可这样一个爆炸性的不幸消息，在原本热烈友好的气氛中突然宣布，场面格外尴尬，所有人都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不知道是该劝吴副连长别再往下说，还是该劝我别太伤心。他们都知道，我和曹文学的关系，非同一般。

 

片刻后，副指导员卜士国打破了沉默，他走到我身边，轻声说道：“你先回屋吧，副连长先和我们说别的事，晚上再让他告诉你详细情况。”我这才如梦方醒，一句话也没说，轻轻地转身，退出了连部。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到宿舍的，只觉得浑身无力，脑子里全是曹文学的身影，站不是，坐不是，吃饭没有味道，不吃也不觉得饿，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灵魂。

 

晚饭后，通信员马力来叫我，说吴副连长让我马上到他房间去一趟。我忐忑不安地走进屋，吴副连长已经坐在床上等我了，他招呼我坐下，语气沉重地说：“你不要太伤心，要有思想准备，事情已经发生了，再难过也无济于事，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

 

我郑重地点点头，强忍着眼泪，说道：“你放心，我会正确对待的。”随后，吴副连长便开始向我讲述他在27团6连的所见所闻，讲述曹文学失踪和被找到的全过程。

 

吴副连长说，他回到6连那天，曹文学已经失踪三天了。他知道我和曹文学是好朋友，便提醒6连的连长和指导员，赶紧找人，免得发生意外。连长、指导员发动全连的人到处寻找，还上报了团里、师里。人们甚至联系了曹文学可能去的所有地方，找了一个星期，都没有任何线索。直到这时，他们才给北京打电话，询问曹文学是否回了家。其实，在6连回家并不容易，先要搭便车或拖拉机走50多公里土路才能到同江市，再坐汽车走170公里到福利屯，那里有火车站。如果一个人在冰天雪地中走这200多公里的路程，确实很难——没有公交车，长途汽车也很少……

 

吴副连长继续声音低沉着说：“曹文学失踪的那天晚上，晚饭后，他向一个姓汪的北京知青借了肥皂，说要洗衣服，这个小汪是见到活着的曹文学的最后一个人。之后，宿舍里就只有曹文学一个人在洗衣服，其他人大多去食堂看电影了。等到快熄灯时，姓汪的知青看完电影回到宿舍，发现曹文学不在，屋里放着一盆洗完衣服的脏水，凳子上还放着几件刚拧干、没来得及晾晒的衣服，都是曹文学换下来的。”

 

后来，经团保卫股同意，他们撬开了曹文学唯一的木箱子，里面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东西也收拾得井然有序，钱包里还有三百多元钱——这是一个兵团战士省吃俭用一年多才能攒下的数额。“他没有任何出走的迹象，”吴副连长说，“我们不甘心，扩大了寻找范围，从连队一直找到黑龙江边上，还是一无所获，也没见老毛子把他从江北面送过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吴副连长突然想起，6连食堂背面有一口近40米深的水井。曾经有一个小知青打水时，手刚刚拉住辘轳上的绳子，脚下一滑掉进了井里，幸亏他抓住了辘轳上的绳子，辘轳飞速转动着，他整个人就像一桶水砸向井底，生命危在旦夕。这时，多亏了一位正等着打水的老转业兵，硬是用肩膀扛住了飞速旋转的辘轳，才救了小知青一条命。他便向连里提议，去察看连队的这口深水井，看看曹文学是不是打水时不小心掉进去了——因为他还没有洗完衣服呢。

 

连队食堂后面的水井很深，手电筒根本照不到井底。这时，一个平日里经常出歪点子的上海知青想出了一个办法：找来一面大镜子，趁着上午阳光充足的时候，用镜子反射阳光照进井里。这一招还真灵，比手电筒亮多了。他们反复照了井底，没有发现异常。有人突然想起，远离连队居住区的羊舍附近，还有一口废弃多年的枯水井。

 

那口枯水井，井口直径还不到一米，周围长满了杂草，被厚厚的积雪覆盖着，只剩下一个小小的窟窿，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当人们用镜子把阳光照进井里时，看到井底情况的人都愣住了——三十多米深的井下，真有一个人，头朝下，脚朝上，井里有少量的水，刚好淹没了他的头，几只水耗子在水面上游动，显得格外诡异瘆人。从那人的装束来看，像是曹文学。

 

保卫股长见状，便自报奋勇系上绳子，让大家把他慢慢放到井下，给曹文学系好绳子后，再把他拽上来。等把曹文学拉上来后，发现人“脸憋得青紫，双目紧闭”，股长推断，他已经死亡多时了。吴副连长的声音，越发沉重：“人找到后，团里马上给曹文学的家人打了电话，他的父亲和叔叔，连夜乘火车、换汽车、坐拖拉机，赶到了6连。”

 

所有人都不愿意相信，曹文学会就这样突然离世。有人说，曹文学最近还说，打算近期回北京探家，箱子里的三百多元钱，应该是他准备带回家的。他一个月工资只有32元，加上10%的边境补助，也才35元2角，伙食费每月就要十几元，攒下这些钱，足足要省吃俭用一年多时间。他满心都是回家的期盼，怎么会自杀？

 

也有人疑惑，那口枯井离最近的小道还有三十多米，小道被人踩得很平整，与路旁的浮雪泾渭分明，正常人都不会舍弃小道，往积雪深厚的地方走，他怎么会掉进枯井里？还有人说，曹文学老实憨厚，待人真诚，和身边的人没有什么矛盾，没有冤家对头，不可能有人故意伤害他。

 

团里的保卫股长推测，曹文学失踪的当晚，边境线上有很多信号弹，都不是我们自己人放的，很有可能是曹文学发现了敌特的踪迹，被敌人杀人灭口了。

 

“曹文学的父亲和叔叔说，曹文学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出的事，是在屯垦戍边——即在部队服役期间牺牲的，按理说应该追认为烈士才行，还应该开追悼会。”

 

“团里领导说，开追悼会可以，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说过，‘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但兵团不是正规解放军，要追认谁为烈士，要向上报材料，需要一整套的报批程序，必须得到兵团司令部和沈阳军区的批准才行，短时间内解决不了，但表示会尽力。”

 

吴副连长说完这些情况，看着我：“他们还说，想请曹文学的亲朋好友参加追悼会，包括你，他们已经把消息告诉了你的家人。”

 

最后，吴副连长问我：“你这次准备回6连参加曹文学的追悼会吗？”我沉默了许久，想起北大荒冰天雪地的路况，去27团要走一千多里地，要换乘火车、汽车、马车，一路颠簸，十分不便。而且，他们也没有直接给我打电话或写信，让我去参加追悼会。我深吸一口气，说道：“等一等再说吧。”

 

④家书警言，未能送别

 

就在吴副连长回来的第二天，我收到了父亲的亲笔信。自从我到北大荒以来，父亲起初还写过几封信，后来，大多是弟弟代表家里给我写信。收到父亲的亲笔信，我心里格外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不好的事情要发生。

 

拆开信，厚厚的好几张信纸，父亲的字迹工整而沉重。看完内容，我浑身发冷，毛骨悚然。父亲在信中说，前些天，曹文学的母亲给我打电话，是因为27团6连给曹家拍了电报，说曹文学突然失踪，询问是否回了北京。曹家以为曹文学到了我这里，便给我打了电话。

 

父亲还说，他写这封信的当天，收到了曹家的口信，曹文学已经被找到了，但人已经去世了，是自杀还是他杀，尚不清楚。他的父亲和叔叔，已经赶往北大荒6连料理后事。信中，父亲反复叮嘱我，曹文学所在的连队，阶级斗争复杂，还可能隐藏着阶级敌人，环境十分危险，千万不要去那里，就算有人叫你去参加追悼会，也绝对不能去。

 

“没有见到我给你写的亲笔信，你哪里都不要去。”父亲在信中这句话的每个字下面，都加了一个黑点，以示非常重要。他还告诉我，在特务连一定要继续好好工作，每天都要和战友们在一起，不要单独外出行动，不要听信任何人邀请你去其他地方的话。

 

我握着父亲的信，心里七上八下，十分矛盾。一边是多年的好朋友、好同学，我们一起同窗，一起到北大荒，他离世了，我理应去送他最后一程；可另一边，父亲的叮嘱字字恳切，颇有道理，曹文学之死疑点重重，若是真的涉及敌特或复杂的阶级斗争，我贸然前往，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我知道，有些事情，应当机立断，可在这件事上，我却迟迟拿不定主意。我想，此时此刻，或许等一等，看一看，了解更多的情况，才是最好的选择。世事难测，我不敢拿自己的安全冒险，也不愿违背父亲的叮嘱，更不愿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去触碰那段伤痛。

 

最终，我没有回6连。后来我才知道，曹文学的烈士称号，没有批下来，就连当初承诺的追悼会，也没有举行。再后来，有一些领导在内部讲“曹是自杀”，又有人看到了相关的内部通报，大家议论纷纷，这件事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搁置下来。

 

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最让人心酸的是，曹文学的母亲，只要听到有人提起儿子的名字，就会失声痛哭，说自己的儿子死得冤。为了不让她再受刺激，一些亲朋好友甚至同学，再也不敢在她面前提起这个敏感的名字，家里影集中他的照片，也被他的父亲摘下藏了起来。

 

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还要继续生活下去。他们不愿再揭开心中的伤疤，不愿再触动那份永远的悲痛。可也正因为这样，曹文学的冤屈，再也没有机会被洗刷，他的烈士称号，也再没有机会被争取回来。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小伙子，一个正直、单纯的知青，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人间，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可谁又能对得起他？他的死因，他的冤屈，终究成了一个谜。

 

⑤故园重逢，同学殇思

 

第二年秋天，我终于回到了北京。到家后的第一个周末，我便提着精心挑选的礼品，去看望曹文学的父母。一路上，我的心里忐忑不安，多年不见，他们是否已经从丧子之痛中缓了过来？他们心中的伤疤，是否已经愈合？我真的不知道，见面后，会发生什么。

 

开门的是曹文学的大妹妹，看到我，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惊喜，连忙把我让进屋里。曹文学的母亲也在家，起初，她的脸上还有笑容，可寒暄了几句后，笑容便转瞬即逝。十几秒钟后，她的声音开始哽咽，不住地抹着眼泪。

 

我连忙劝她，让她保重身体，可我的劝说，显得格外苍白无力。我刚劝了两句，她便嚎啕大哭起来，曹文学的妹妹，也忍不住抽泣起来。我静静地坐在一旁，陪着他们难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她看到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那个和我一起下乡，却永远回不来的儿子。同学不同命，她触景生情，说起了自己命苦的话，想起了儿子的冤屈，那份悲痛，如同潮水般，无法抑制。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人生之大悲。曹文学的母亲，之前把所有的思念和悲痛，都藏在了心底，而我的出现，却无意间触动了她最脆弱的神经，让那份压抑已久的悲痛，彻底爆发出来。那一刻，我更加明白，曹文学的死，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怎样毁灭性的打击，那份伤痛，永远都不会真正愈合。

 

二十年前，我写过一部关于北大荒知青屯垦戍边的纪实文学，书中提到了曹文学的故事。当时，由于了解的情况有限，我没有对这个事件做出结论，写得十分模糊。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一位老资格的文化人，在和我谈书稿时，反复问我：“曹文学之死，最后查清楚了吗？是他杀还是自杀，应该给读者一个交代才好。”我只能遗憾地告诉他，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始终没有一个公开宣布的结论。老编辑听后，深表遗憾，而我，心中的愧疚，也久久无法散去。

 

最近，我参加当年北大荒知青的聚会，大家多是曹文学的小学、中学同学，都曾经一起下乡到27团6连，亲历了曹文学事件的全过程。席间，人们谈起那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故事，讲述了很多我当年不知道的细节，我一一记录下来，不为别的，只为缅怀那个突然逝去的年轻生命，只为还原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往，也只为给曹文学，给所有依然关心他的人，一个迟到的交代。

 

他们一致认为，曹文学，不可能自杀。当年，团里派来处理这件事的工作组组长，是一位盛气凌人的现役军人，在27团领导中排行第八，6连的人们都习惯地称呼他为“八号首长”。按照当年的称呼，团长称一号，政委称二号，参谋长称三号……以此类推，这是当时风靡一时的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排序。他是处理这件事的“钦差大臣”，他的话，举足轻重。尽管当时连里有很多转业军人比他参加革命的时间长很多，但大家都比较尊重现役军人。就是这个“八号首长”，仅凭他个人意见，就确定了曹文学“自杀”的结论。

 

北京知青田振梅与曹文学同一天到的北大荒，她曾经和曹文学一起在食堂工作过，她认为曹文学是一位懂得关心人、照顾人，而且比较细心的人。当时，6连食堂负责300多人一天三顿饭菜，用大铁锅炒菜时必须用大铁锹翻菜，比搅拌水泥或沙子灰还费力气。曹文学便让田振梅负责配料或饭后洗碗的轻活，自己主动承担炒菜的重活儿。曹文学也是一位想扎根北大荒的人，在出事前正在热恋中，他谈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是上海知青，对今后的生活充满憧憬与美好向往，他没有自杀的理由！熟悉他的人都认为他不可能自杀。她把自己的看法悄悄地向一位比较熟悉的连领导讲了，那位领导应该知道一些内情，认真地对她说：“你不要再和别人议论这个事了，要听工作组的。”可是，知识青年到北大荒屯垦戍边，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微言轻，尤其是面对现役军人“八号首长”提出的“自杀”结论，根本不敢妄议，更不敢顶撞。

 

去北大荒之前就与曹文学关系密切的米来利，与曹文学是小学、中学都在一个班的同学，两个人的家相距不过50米，又同一天到北大荒一个连，彼此关系相当好。当年曹文学出事时，他正在距6连四十多公里外的开荒营干活儿，知道这个噩耗后，马上请了假，连夜赶回6连探望。

 

这个时候，曹文学的父亲和叔叔接到连里电话，刚刚从北京赶过来，米来利陪着两位好朋友的亲人待了三天。这几天里，总有工作组的人在场。以他对曹文学的了解，以及知道的曹文学生前出现的种种迹象后，他流露出曹文学可能是被坏人暗害的，应该认真查一查。工作组的人马上打断他的话说：“你没有证据不要瞎说，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怀疑一切是错误的，你要不能指出谁是杀人犯，我们就怀疑你是行凶者……”吓得米来利只能陪着曹文学的家人唉声叹气，任何猜测或怀疑的话也不敢说了，就连知道或想到的线索也不敢提出来了。他推测出的一些蛛丝马迹，也只能藏在心里。

 

当年，团部工作组挺重视这个案件，还专门请来了电影《徐秋影案件》中那位法医的生活原型——一位真正的法医，来27团6连参与侦破这个案件。

 

在家属的同意下，法医对尸体进行了解剖，结果发现，死者的胃里空空如也。可有人明明记得，曹文学失踪的当天晚上，食堂的主食是肉包子，中等身材、体型壮实的曹文学吃了不少肉包子。从他失踪到被找到，已经过去了十天，如果他失踪当天晚上就死了，肚子里的食物不可能完全消化干净；如果是过了些天才死的，这十天里，他又躲在哪里？或是被人藏匿到了什么地方？这都成了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北京知青、拖拉机手王英志是和曹文学一起来北大荒的同学，他在接受工作组谈话时，提出了曹文学不可能自杀的看法。因为曹文学是一个很老实、与人为善的人，干活也是兢兢业业，肯吃苦，平时情绪比较乐观，虽然有时候爱钻牛角尖，但性格应该属于比较随和的人。他失踪的当晚，连队放电影，战友们都去连里大食堂看电影。大家出门前，看到曹文学正在洗衣服；电影演完后，战友们回到了宿舍，曹文学却始终没有回来，拧干的衣服还在床沿上，地上一盆洗过衣服的脏水还没有来得及倒掉。他宿舍的人当时还挺奇怪，刚刚洗了一半衣服，人跑哪里去了呢？后来发现他的那口枯井，距他们宿舍数百米，在人们很少去的羊舍附近，且枯井已经废弃多年，偶然失足掉进枯井里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一个人真想跳井自杀，也应该跳进食堂后面的那口深水井，那里距离宿舍也比较近……

 

北京知青王淑珍说，曹文学出事前几天，还曾经专门找我，想朝我借一个手提包用。他说最近向连里领导提出想休探亲假，我的手提包比较大，正好可以装一些土特产带回北京。我答应了，把手提包找出来，可连续过去好几天，也没有见他来取，再后来，才知道他出事了。一个马上就要回北京享受探亲假，还想着顺便带一些北大荒土特产给家人的兵团战士，不可能会突然自杀啊？我和工作组的人说了他向我借提包、以及我不相信他会自杀的话。“八号首长”马上单独找我谈话，严厉斥责道：“不准你再说这种话，否则我们先把你列为怀疑对象，再开你的批判会……”吓得我赶紧闭嘴，不敢再向任何人说怀疑曹文学自杀的话了。

 

米来利说，曹文学对父母很孝顺，对弟弟妹妹也很关心。他给家里写信总是报喜不报忧，就是不希望父母为他担忧。他到北大荒的第二年夏天，被派到方正县去伐木材，在伐木过程中，他的大腿被大树砸断，住了好几个月医院，但他自己硬是扛下了这次伤痛，一个字都没有告诉家人，他不希望家人担忧。别的北京知青回家探亲，他还嘱咐人家对这件事情保密，千万不要传到自己家里。他的大腿骨折以后，连队为了照顾他，工作任他挑，他在连里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干过：干过各种农活，开过拖拉机，当过修理工，放过牛，喂过猪，在食堂做过饭，管过仓库，最后到了木工班。他基本上干一行爱一行，从不挑肥拣瘦，只是有时候感到力不从心，毕竟大腿负过重伤……

 

既然很多兵团战士都认为曹文学不是“自杀”，为什么结论还是“自杀”呢？人们后来理解了“八号首长”顽固坚持“自杀”结论的原因——这样会省去很多麻烦，也完全能推卸自己的责任。这里有一个背景因素：此前一年，很多匿名信举报兵团16团团长黄砚田、参谋长李耀东利用职权奸污、调戏数十名女知青的行为。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任何案件都可能上升为政治事件，尤其在涉及知识青年问题上，兵团领导们绝不含糊。有关部门查证了黄、李二人的违纪事实，于1972年6月20日，兵团党委正式传达沈阳军区党委的处分决定：黄砚田开除党籍，撤销团长职务；李耀东开除党籍，撤销参谋长职务。这件事情此时余波未了，有关部门还在兵团范围内清查这类问题。对待知识青年的态度，已经上升到是否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大问题，处理起来也是绝不姑息。后来，在1973年8月22日，经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批准，黄、李二人以“疯狂破坏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强奸迫害女知识青年的反革命罪行”被枪决。

 

联想到6连的曹文学事件，如果他是被人杀害，就会变成一个“破坏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事件。这顶大帽子压下来，会让27团的领导们感受到无法承受之重，一定会有相关领导因此丢掉乌纱帽。

 

另外，在此事件发生前不久，与27团6连相隔十多公里的5连，发生了一起事件：一位哈尔滨男知青喜欢上了一位北京女知青，并向她表白。女知青因为年龄小不懂事，开始没有太在意，后来知道谈情说爱这种事并不简单，便拒绝了男知青的求爱。感情脆弱的男知青盛怒之下，带着枪闯到北京女知青住的宿舍，撞开门后不问青红皂白就是一阵疯狂扫射，当场造成两死两重伤。男知青缓过劲来才知道自己闯下大祸，后悔已晚，便逃到不远的草垛旁，拉出了手榴弹的引线，他没想扔出去——自杀了。这件事情的调查结果是男知青“畏罪自杀”，很快就结案了，一起涉及知青重大伤亡的事件就风平浪静了，没有领导为这事背黑锅。

 

“八号首长”就是想复制这个事件的处理过程，无论“曹文学之死”还有什么其他原因或线索，他都不愿意去考虑，因为他不希望团里有人为这个事件背黑锅，因此定“自杀”就是最好的选择。

 

如果这个事件定为他杀，还要找出犯罪嫌疑人。以当时侦破杀人案件的办事能力和手段，找个死人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个活着的杀人凶手岂不是难上加难？那将是一个复杂的侦察办案过程。侦办中是否会节外生枝，或者牵连到可能存在的迫害知识青年问题，也未可知，很有可能相关领导要承担一定责任。事后，或要对死者追授一定荣誉，或对死者家属进行抚恤，满足死者家属的一系列要求，政治上、经济上都要付出很多。

 

如果将这个事件定为一个知青“自杀”，后续处理起来就简单了，任何领导的乌纱帽都不会受到大的影响。所有的一切恶果，都由死者家属承担了。而家属远在千里之外，即使来北大荒表达不满，也面临交通极不方便、舟车劳顿、举目无亲的困境。如果家属不服或告状，更是难上加难，一切都很容易风平浪静……因此，曹文学之殇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体现在逝者家属的精神和心理层面。

 

当曹文学的家人回到北京后，得知兵团是以“自杀”的结论结案，至于烈士称号的事，再也无人提及，甚至连当初承诺的追悼会也没有举行。他们感到非常气愤，儿子如果九泉下有知，也未必能瞑目。因此，他们开始多次给黑龙江兵团及27团有关部门写信告状，但这些上访信都“泥牛入海无消息”。其家属渐渐只能认命了，可心中的不甘，却从未消散。

 

若干年后，知青们大多返回了自己的城市。田振梅的家，离曹文学父母家只有几十米远。有一次，曹文学的父亲在路上遇到田振梅，停住脚步等着她，然后一字一句地说：“我每次看见你，就好像看见我的儿子一样。”说着话，眼眶就红了。田振梅说，那一刻，她的眼泪也忍不住要掉下来。她当年也曾向熟悉的连里领导提出过自己的质疑，可没有证据，连里领导也没有话语权，因此，什么也改变不了。况且，“八号首长”如果知道她对此案有质疑，能放过她吗？后果会是什么样子，只有天知道……

 

⑥荒原流星，印记永恒

 

我曾经听人说过一句似乎很有哲理性的话——我们并不在乎奋斗的目的，只在乎奋斗的过程，因为只有奋斗过程才是最辉煌的，我们的人生价值就体现在这个奋斗过程之中。这些话似乎充满哲理，冠冕堂皇，说起来容易，道理也容易懂，但谁知道人们在这种奋斗过程中会付出什么代价？只有亲历过北大荒艰苦岁月的知青们才知道，在那段屯垦戍边的岁月里，有些沉重的代价，会对一个人、一批人、一代人造成什么损失？有些事情，不是一句话、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能够说清楚的。

 

我记得明代文学家李开先的传奇剧本《宝剑记·夜奔》中有一句名言：“丈夫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这句话，道尽了多少人的心酸与无奈。对其中的道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当年，一腔热血、豪情满怀的知识青年们，怀揣着理想，奔赴北大荒屯垦戍边，以为能在这白山黑水间的广阔天地里挥洒青春，实现价值。可善良的知青们终究没有想到，有些脆弱的生命，会在这片荒原上遇到突发状况，戛然而止；有些冤屈，会被岁月尘封，再也无法昭雪。

 

如今，当年的北大荒知青偶尔还会谈起曹文学，谈起那段尘封往事，心中依旧有些耿耿于怀。老知青们都认为，曹文学“自杀”的结论是错误的，是当时的某些领导，为了推卸责任，敷衍了事，是对一个已经不能为自己辩解的年轻生命的极端漠视，何等残忍啊！死人不会说话，不会反驳，那些真相，那些冤屈，终究被埋在了北大荒的黑土地里。当年，知识青年们付出了多少代价，承受了多少伤痛，忍受了多少精神创伤？有些心灵之殇，一辈子都无法愈合。

 

一个北京知青的青春、热血、生命，就这么献给了北大荒，宛如夜空中一颗不知名的坠落流星。在落到地球之前，它已在天边划出了一条闪亮的弧线，只是一闪即逝。至于这颗流星从哪里来，落到了哪个角落，没有人记住它——因为每天都有很多流星坠落到地球上，谁也不会为记不住这颗匆匆划过的流星而产生烦恼或伤感。

 

很多北大荒知青现在仍然记得曹文学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把生命献给北大荒的符号。这个符号，不知道的人可能很难记住；他的故事，不知道的人可能永远无从知晓。但在与曹文学一起奋斗过的北大荒知青心中，他的名字，永远不会被忘记；他的故事，永远刻在战友们的记忆里。至于那位“八号首长”，当时人们只知其代号，不知其名，后来这代号如同铅笔写出来的数字，又被橡皮擦掉了，被人们从记忆中永远抹掉了。

 

曹文学是一个普通的北京知青，一个单纯、正直、善良的小伙子，他把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都献给了这片北大荒的土地。他没有对不起任何人，却始终没能得到一个公正的对待，没能有一个体面的送别，没能在九泉之下瞑目。

 

岁月流转，北大荒的荒原，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那些曾经的帐篷、地窨子、干打垒的草房，早已被整齐的房屋取代；那些曾经的青春岁月，早已被时光尘封。可曹文学的故事，就像荒原上时常刮过的风，久久不散。这似乎在提醒着我们，那段岁月里，有热血与激情，有坚守与奉献，也有伤痛与遗憾。

 

写下这段回忆录，不为别的，只为缅怀这位年轻的逝者，缅怀那个刚满20岁便戛然而止的青春年华；只为记录那段鲜为人知的过往，记录北京知青在北大荒的悲欢离合；也只为告诉后人，有这样一群人，曾在北大荒的荒原上挥洒青春，奉献生命——在北大荒的屯垦戍边过程中，已经有一些知青为之献身，曹文学的离去，只是献身的方式之一。

 

北大荒的风，依旧在吹，仿佛在诉说着那段岁月中被尘封的往事，诉说着一个年轻北京知青的冤屈与遗憾，诉说着所有亲历这一事件的知青们心中永远无法释怀的殇思。

 

（作者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从事新闻出版工作40余年，系中国建设报社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