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杨洪波

 

今天是母亲节，感恩母亲是天下儿女的共同意愿。网上大量祝贺母亲节的帖子，大多是群发的口号类东西，看了也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认真回忆一下自己的母亲。

 

我的母亲名讳姜淑芬，生于1932年，据说和父亲同岁，不过偶尔问起，母亲似乎有所回避，不知何故。

 

六七岁前对母亲印象和记忆都基本消失了，只记得有一年父亲被调往贵州支援三线建设，我们矿区不少人被派往那里，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四个孩子到田师府车站给父亲送行，火车开走了，母亲带着我们回家，隐约能感觉到母亲的失落和淡淡的忧伤。此后，就是母亲一个人照顾我们四个孩子，现在想想，担子还是不轻的。

 

和父亲下棋，母亲观战 1980年

 

小时候我也是好动贪玩，经常和几个小朋友跑到住宅区四街后面的山坡上疯玩，捉蜻蜓，逮蚂蚱，抓到一个蝈蝈会开心得不得了，手被蝈蝈咬破也是有过几次。到吃饭时间，就会听见母亲满街喊着我的小名，听见母亲喊，就赶紧回家。有时跑得远了，听不见母亲的召唤，回来少不了被训一顿。

 

父亲远在贵州，淘气的我就更加无所顾忌。一次跟姐姐在一个山坡处采水草玩，我从坡上一次次往坡下跑，在一个陡坎上摔下来，腿摔断了，起不来了。姐姐看着我也慌了神，正是中午下班时间，邻居梁叔叔路过，赶紧把我背到医院。母亲听到消息跑到医院。那腿断得有点邪乎，煤矿医院接不上，送到本溪市医院。市医院还是接不上，只好由邻居薛伯伯和梁叔叔抬着我送到沈阳的省医院。腿是接上了，乘火车回到家里，再拍片看，又断了。父亲这时从贵州赶回来，和薛伯伯又一次抬着担架把我送到沈阳接好。回到家里照例又断开。还记得那个X光片，大腿骨斜茬裂开。医生说只能打钢钉。父亲问我意见，我哪懂啊！父亲倾向于打钢钉，母亲坚决不干，说要把腿切开，太疼了，宁肯将来瘸了，也不打钢钉。于是就把我当残疾人养起来。每天在炕上躺着，哪都去不了。大约过了三个月，一天中午，母亲和邻居们在门口围坐一起唠嗑，我扶着炕沿下来，又扶着墙走出来，大家都吃了一惊。从此，我又能走路了，并且没瘸，小学、中学、大学还都在运动会时参加跳高比赛，除了小学时得过冠军，此后总是第二名。大学时77级一位朱姓师兄是位军人，比我高一头半，三年一起同场比赛，我都输给他了。我跨跃式跳1.53米，他俯卧式跳1.6米。唉，母亲的坚持倒真是让我少了开刀的痛苦。记得在沈阳接骨时，一个大汉压住我，另一个大汉用力拉我的断腿，骨科医生用手捏来捏去，那个疼啊！那个年代断胳膊断腿的孩子比较多，跟营养不良缺钙有关系。

 

那个时候邻里关系真是好，互相帮忙好像天经地义。大家都显得那么友善、热情和真诚。夏天都坐在门口聊天，和谐。

 

五姐弟 1988年

 

因为腿摔断了，已经报名上学的我，只能推迟一年再上。上小学的第一天，母亲带着我去了学校，那时只有第一天家长会送到学校，以后都自己上学下学。母亲因为我分的班级里有个平时总欺负别人的孩子，母亲就没把我送到那个班，而是拉着我在操场上转悠，看到一年3班那个班的老师，母亲就觉得这位老师好，就跟人家商量，能不能去她的班。那位老师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个插曲，可能改变了我的人生。这位班主任叫王玉荣，教了我四年，她给我的影响非常大。王老师是日本战争遗孤，后来回到日本。时过五十多年，我们至今还保持联系。

 

上小学时，下午放学最高兴的是母亲给8分钱，跑到工人宿舍边上的一个国营饭馆买一个糖饼，糖饼是白面和玉米面混合的，辽宁在文革期间十来年，饭馆就没有纯粹的米饭和白面馒头。有时母亲给2分钱，赶紧跑到商店买一块软糖，还要和小伙伴分享一点儿。

 

父亲有时要去农村买一点玉米或土豆，我家住在坡上，估摸着父亲快回来了，母亲就让我们到坡下去接父亲。父亲推着沉重的自行车走来，我和姐姐弟弟一起在后面用力推。父亲买回来的粮食至少可以不让我们饿肚皮。

 

父亲周末会去河里抓鱼，晚上回来，大家一起挤鱼肠子。母亲会炖上一锅，大家美美地享受一次美味，然后把剩下的鱼用盐腌上，晒干。偶尔奢侈一下用点油煎鱼干，实在太香了。

 

我和母亲 1988年

 

小时候我长得瘦小，班级里一个姓高的同学和姓马的同学总是欺负我，因为他们都有哥哥，而我没有。这种小时候的被欺凌会一生留下阴影。看我被欺负，母亲带着我去找高姓同学家长，理论一番，效果不佳。4年级以后，我已经是一个分校的学生干部，5年级时是全校（主校加5个分校）的红小兵团主任，再也没人欺负我了。中学当红卫兵团主任，粉碎四人帮后叫学生会主席。也学着摔跤，一般同学已经不是我的对手。看来不论干什么，还是需要自己有实力。不过母亲看我被欺负时生气愤怒的样子我还记得。

 

我们这一代，前半段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点不为过。家里吃的勉强够吃，可是没有肉蛋奶，蔬菜都很难买到，油每人每月3两，母亲省吃俭用、勤俭持家，好歹能填饱我们的肚子。不论白菜还是酸菜里面放点土豆，都会抢着挑土豆吃。每次剩菜剩饭母亲都不舍得扔掉，下顿饭她热热吃。文革前，家里还可以养猪，母亲把泔水和2分钱一斤买来的白菜、西葫芦等切碎煮熟喂猪。每年有一头猪杀了过年，那是每家的大事儿。杀猪那天邻居都来帮忙，煮一大锅水给猪褪毛，还要把猪血灌肠。然后父亲和邻居叔叔伯伯们围坐炕上喝酒吃肉，母亲会给每家送一大碗。一头猪当天吃掉一半。每家都这样。文革后街道不让养猪了，养鸡还可以，母亲也会养几只鸡，偶尔还会收回来几个鸡蛋。一年可能也就春节会有一套新衣服，都是母亲用她那蝴蝶牌缝纫机缝出来的。新衣服也要在衣服的胳膊肘处、裤子的屁股和膝盖处用缝纫机扎上一圈一圈的，为了扛磨。

 

我和父母 1996年

 

每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母亲都会虔诚地对着灶台上贴着的灶王爷画像磕头，祈求保佑能过好日子。

 

过年期间一个多礼拜，母亲都不准把家里垃圾往外倒，扫地不能往门外方向扫，只能朝里面扫。她是迷信，怕财富会跑掉，其实那个时候有什么财富啊！我上大学后，这些规矩都被我破了。只要是我说的事，母亲都觉得对。

 

1978年我上大学了，也是因为当年腿摔断了，耽误一年上学，赶上了恢复高考。我考上大学，母亲可能比谁都高兴，第二年大弟弟也跳了一级考上大学，父母应该是不露声色地心花怒放了。我和弟弟每人每月20元生活费，每个月母亲寄给我，每个礼拜母亲都会写信来，一番叮咛嘱咐，不外乎吃好睡好别太累。那个时候能吃得好吗？高粱米子、玉米面发糕，吃得人直想吐。上大学前和上大学后，我的体重就在100斤上下，腰围1尺9寸，面黄肌瘦的。母亲在旧社会读过4年书，还记得一点日文单词，写信还是没问题的。现在还保留了一部分母亲写的信。

 

大学期间，每次放假回家，从火车站走回去，总会看到母亲在门口等我。母亲知道我最喜欢吃大米粥咸鸭蛋，每次都是准备好等我进门就吃。中小学时都有学农课，学校把学生拉到农村帮忙给庄稼上化肥，拔草，最高兴是中午就可以带饭了，最爱吃的就是一饭盒米饭和一个咸鸭蛋，有时也带糖饼。那时穷到什么地步可举一例，一次10月份学校组织在学校试验田里劳动，水稻田里的水已经结冰茬儿，刺骨地凉，没有防水靴子，只能穿一双凉鞋踩在稻田里干活。那个冷，至今还能感觉到。

 

母亲 1997年

 

1982年，我刚刚考上研究生，母亲就患了癌症，医生诊断说晚期，最多活半年。听到这消息，在学校阅览室的我已经泪流满面，赶紧跑到沈阳的省肿瘤医院看望母亲。老姨的同学是省肿瘤医院研究所所长，安排医术高明的医生给母亲做了手术。家人都很难过，母亲却不以为然，说：我两个儿子都上大学了，我的任务完成了。一副轻松洒脱的样子。

 

在沈阳，陪着母亲出来吃顿饭，走了几家母亲说太贵，都不肯吃。最后到了一家锅贴店，我和母亲吃了一盘锅贴。母亲一向晕车，在公交车上没有座位，母亲拖着病体快坚持不住了，我和坐在座位上的人说了一声，人家马上让座。那个时候社会风气比现在好很多。

 

母亲和她的孙子 1998年

 

后来，母亲像没病人一样，照常理家。省肿瘤医院每半年会发来一个调查函，第五年时，医院说母亲能够痊愈是个奇迹。所以，奇迹有时会有的，到什么时候都不要绝望。弟弟有了儿子，母亲照顾孙子就成了新的历史任务。大孙子今年34岁了，是国内知名的指弹吉他手，和爷爷奶奶的感情很深。

 

为了方便大姐照顾父母，在本溪市里我给父母买了房子，每年春节回家，姐姐弟弟都聚在父母家，虽然不富裕，但日子还是越来越好过。孩子们回家，母亲是最忙的。我们都在看春晚，母亲和姐姐在包饺子。我会发挥一下擀皮特长，然后还是跑到电视前看个没完。当然，现在什么电视都不再看，怕生气把电视砸了。

 

后来工作了，也想回家做顿饭孝敬父母。一次，把大学同学教的做蛋饺的手艺回家显摆了一下，母亲说挺好吃。还有一次跟别人学了一个炸猪排，回来比活了一下，结果猪排忘记用蛋清，面包渣粘不住，黑黑的猪排没人肯吃，母亲不嫌恶，一边夸奖着一边吃下去。反正我自己是不想吃的。

 

父亲和母亲 1997年

 

2000年，母亲患了脑梗，渐渐就不想下地走路。只有我回家时鼓励一下，母亲才会下地来回走。等我回到北京，父亲说，她又不下地了。大姐那年5月突然病逝，为了方便二姐照顾父母，我在沈阳二姐住的同一幢楼里，给父母买了一套三居室房子。父母这时已经住到二姐家。房子装修完，二姐背着母亲到新房子里转了一圈儿，母亲挺高兴。可是，第二天母亲就陷入昏迷。接到姐姐电话，我连夜坐火车回沈阳，第二天早晨下了火车，直奔沈阳矿务局总院。母亲这时已经深度昏迷。看着母亲的样子，心里很难过。就这样陪在母亲床头三天三夜。从北京带回来三粒朋友送的牛黄安宫丸，据说可以起死回生。医生给母亲服了一粒，不见什么起色。当时沈阳矿务局煤矿都严重亏损，经济状况很差，大家都没有钱。给母亲每天打白蛋白维持生命，需要副院长签字，医生没权开方，担心家属付不起钱。医生说，一支白蛋白就要600元，真太贵了，矿务局职工生病没人用，好心劝我别用了。我跟副院长说，您尽管用药，保证不会赖账。这个时候真的没有奇迹了，半夜母亲多次没有了呼吸，叫来医生处理，几分钟后就会缓过来。医生教我，只要呼吸中断，就抱起来拍背，不用叫医生护士。就这样一个晚上煎熬着度过。第四天，9月3日早晨8点多钟，母亲走了，我善良慈爱的母亲走完了她73岁的艰难的人生之路。

 

父母和弟弟一家 1998年

 

母亲活着的时候我的经济条件不好，没让母亲太多享福，每每想起都会感觉遗憾。母亲勤俭一生，付出一生，养育了我们姐弟五人。两个姐姐因下乡没能上大学，两个弟弟和我都赶上了改革开放，先后上了大学，并都在高校任教，生活也越来越好，这些可以告慰母亲。

 

坐在沙发上回忆着母亲的过往，却发现印象是那么零散，和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她们没有多少轰轰烈烈的故事，但都有一个为子女而自我牺牲的大爱，都在用磨灭自己的生命点燃孩子们的生命之火，并照亮孩子们的前程。母亲节，感恩母亲，母亲是平凡而伟大的。

 

（作者为原《卓越理财》杂志出版人、卓越美术馆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