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天，设在湖北省战时省会恩施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简称国师）迁到了沙市。尽管师生们一百个不情愿，但因为在教育部任要职的艾伟是沙市人，他认为鄂西文化落后，急需一所师范院校培养师资以教化民众，因而说服部里的官员，将国师迁到了这里。
 

王百川居住的沙市大赛巷

 

国师最初准备迁入荆州城，因城里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校舍，此时恰逢湖北省主席万耀煌来荆沙视察，经他出面让沙市商会让出了童家花园（今沙市中学处），国师这才在沙市安顿下来。不久习坎楼（教师办公楼）开建，各项教学活动也随之展开。

 

国师有教职员150多人，设有教育、国文、英语、史地、数学、理化、音乐、体育八个系，其中史地系是个学生不多的小系，系主任叫唐祖培。
 

1946年国立湖北师范学院师生合影

早在1942年冬天，国师就成立了一个东方文史学会，会员由国文、史地、英语三个系的部分师生组成，校方为此还专门出了个《学风》院刊。迁沙市后，校方为活跃学术气氛，就让各系自办学术丛刊，于是唐祖培和系里李子魁教授等人就办了个《史地丛刊》。在编发了六期后，有人提议登点本地文献类的东西。恰好这时唐祖培认识了张濂希，张50多岁，沙市人，曾受业于清末拔贡刘寿龄，与北平艺专校长余上沅同过窗。张精书画、金石之学，与李宝常、张大千、张善孖交好。唐祖培也爱好书画，与张一见如故，张濂希在得知唐祖培想找点地方文献的想法后，就说他有个叫徐树楷（恕阶）的好友，他手头有本清人王百川写的《沙市志略》手抄本，他可让徐拿来看看。

 

不久张濂希将徐树楷带来见唐祖培，徐是个中年人，个子瘦高，面相儒雅，举止谦恭有礼。徐树楷告诉唐祖培他只读过四年私塾，跟举人出身的邓伯璋修过国学，现在沙市九十铺一家私塾教书。徐树楷将带来的那部《沙市志略》手抄本给唐看，抄本用牛皮纸作封面，粗线装订成两大册，字迹工整，只是纸已有些泛黄。
 

《史地丛刋》刊出的《沙市志略》

 

从徐树楷的介绍中唐祖培了解到：这部书稿的作者王百川（香舲），是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生人。王家世代书香门第，其父亦儒亦医，既擅长治眼疾，又是有名的私塾先生。王百川受父亲的影响，自幼苦读，中过秀才，早年曾受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赏识。无奈他时运不济，考举人屡考屡挫，直到近天命之年他才打消再入考场的念头。

 

王百川是个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他见科举无望，就打算以著书留名于世。他在大寨二巷的一处老宅里安顿下来，一边靠教私塾谋生，一边广阅典籍，准备仿照元人陆友仁写《吴中旧事》、清初人陈宏绪写《江城名迹》那样为沙市写部志略。
 

 

徐树楷（左）签名送给学生郑尚谦的《沙市志略》一书

 

在王百川看来，沙市这座古老的名镇，其山川胜迹、风土人情等，有史以来都是附载于郡志、邑乘，从来就没有一本专门的志书传世，这实在是沙市人的一大憾事，他要以一己之力来弥补这一缺撼。

 

王百川为明志向，取苏轼《前赤壁赋》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的句意，将自己的堂屋取名为“海粟堂”；又取《汉书》中“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句意，将书斋取名为“立锥草堂”。他隐居在此读与写，要向乡人孔自来写《江陵志余》那样，为桑梓献上一部私家志书。 

 

 

王百川从清光绪六年（1880年）春开始动笔，到清光绪十年（1884年）便完成了初稿。这五年间他查阅了无数史料，还时常外出察勘考证。无论是酷暑寒冬，还是染疾不适，他都夜以继日，笔耕不辍，最终才成就了这十多万言的《沙市志略》。这部书稿共十卷，分沿革、山川、物产、古迹、建置、寺观、人物、冢墓、时俗、遗闻十个门类；书中类目层次清晰、叙述详略得当、引据均有出处；述而不论、褒贬有度、要而不繁、词句清丽，称得上是一本包罗万象的沙市《史记》。
 

 

 1986年由沙市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行的《沙市志略》

 

王百川写这本书，光书中注明的征引书目就达122部，其中不少是难得一见的孤本。如无名氏的《阅历世变记》、王昶的《使楚丛谈》、朱性甫的《铁纲珊瑚集》、刘士障的《三湖渔人集》、李珩的《水灾记》等。他在这些书中虽只是摘录了部分，有些还是只言片语，却为后人留下了查阅的索引。 

 

王百川对诗词有些偏爱，他不仅在书中留下了自己的《沙市竹枝词》，还引用了多位历史名家咏沙市的诗词。例如唐代的杜甫、宋代的陆游、明代的袁中道、清代的毕沅等人的诗词，总之凡名家与某一景致、人物、事件等相关的诗词，几乎都被他一一列入，仿佛是为后人编了部历史名人咏沙市诗词集一般。

 

王百川不是个光抄书的人，许多有关街巷布局、人物逸事、市井民俗、河湖景致、地方特产，特别是《冢墓》中有关楚令尹子革墓、成都知府刘大武墓、工部侍郎萧大宾墓、云南巡抚曹忭墓、翰林院修撰张懋修等人墓葬位置的记述，非经实地踏勘察那是根本写不出来的，而这些记载让后人看得到前辈先贤在故土的痕迹。
 

 

 

 

王百川著书时有人提醒他：“谬哉！子之为此举也，将来不蹈擅刻之罪乎？吾恐文字贾祸矣！”他的回答是：“微子言，吾亦念之。故《志》不谈钱、谷、兵、刑；仅征文考献，且称美不称恶”（引自《沙市志略》）。由于他不愿因言罹罪，因而书中缺少了官府这一块，这不能不说是他受时代的局限，留下的一大遗憾。

 

《沙市志略》成稿后，本来是有早问世机会的。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荆南观察史余肇康在任上大兴学堂，清文人修乡土志，一时荆沙之地文气四起。王百川以为时运已到，就去拜见那位余大人，并将《沙市志略》的手稿呈现于他。余大人阅后击案叫好，正准备下令将书刻印出来作乡小学课本时，有心怀忌妒的宵小之徒在他耳边进谗言，最终使得他打消了刻书的念头。王百川对此悲愤交集，他将书稿取回后做了个《自跋》，他称：“丙申春，在府署索回书后数言：吾生自有千古，异日，有袁中郎则传徐渭于故纸，有邓质堂则传王酿于穷途。司马温公著《通鉴》，只王胜之曾借观一次。古今一辙，可以概见也。吁！”（引自《沙市志略》）失望之极的王百川自此郁闷于胸，没过几年便去世了。

 

王百川有三个儿子，儿子们都知道父亲写这本书不易。为防备书稿出意外，三人便合抄了一部书稿。1912年，王百川的二儿子王传锴（鱼门）打算将父亲的遗稿刻印，以了父亲遗愿。为此他请了表兄郑德耆（子俊）作了序文，郑是举人出身，序文写的极佳，他在文中对王百川的人品与才华倍加赞赏。可惜的是这次因银子不足而未能成书。到1916年秋天，王传锴印书念头又起。他这次又请了另一个表兄郑之彦（月波）作跋。郑是名书法家，又是当地名师，他在文中对王百川命运好一番感叹。然而此事最终还是因为印书价格不菲而作罢。1946年春，已过古稀之年的王传锴找到徐树楷，说自己生前是看不到这本书稿成书了，他想将抄稿交给徐来保存，待时运来时再献出印行成书，也不枉父亲的一腔心血，以慰父亲的在天之灵。王传锴之所以选择由徐树楷来保管这本书稿，除了看中徐树楷忠厚诚实的人品外，另一个原因是徐树楷的恩师邓伯璋生前也写有一部未完成的《江陵概史》，其手稿也是邓生前交给徐树楷来保存的。

 

唐祖培在了解过《沙市志略》遗稿的传奇经历，特别是拜读完这部书稿之后，不由得对王百川这位前辈肃然起敬，对书稿更是赞赏不已，因此他决定立即将《沙市志略》全书在《史地丛刊》刊出。

 

1946年冬天，《沙市志略》全书在《史地丛刊》七、八、九期合刊上推出，共印了200册，署名是：清末江陵县人王百川著。

 

（本文主要依据徐树楷先生口述，同时参照了郑泽宇先生的《王百川与<沙市志略>》 本文选自张俊正撰写的《民国荆沙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