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九年（1883年）除夕的午夜，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员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Archibald  John  Little，惯用译名立德乐）在上海搭乘泰武号轮船，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来到汉口。他在这里雇了条木船，准备走江汉平原的内河到沙市，而后在那里换船去重庆。
 

 

立德乐在木划子上留影

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前身是成立于1827年的地理学家晚餐俱乐部，其宗旨是促进和传播地理科学。1830年在这个俱乐部的基础上又成立了英国伦敦地理学会，1859年才改称现名。这个学会的活动受到社会多方的重视，学会资金充足，经常资助会员从事新探险活动，为大英帝国发现过不少的“新大陆”。

 

立德乐1838年出生在英国曼彻斯特，1859年搭乘玛丽女王号邮轮来中国淘金。他身材高大，蓄着胡须，头顶有点秃，显出一副老成相。他是真喜欢中国这个地方，穿汉服、吃中餐、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立德乐和夫人阿绮波德

 

立德乐起初在香港一家德国洋行当茶叶检验员，后听人说当雇佣军挣钱多，于是跑到上海加入了外籍军团（俗称洋枪队）与太平军作战。他天性爱冒险，胆子又大，不仅在战场上敢冲杀，还常扮成商人去太平军盘踞的江浙一带刺探军情，甚至跑到苏州见过忠王李秀成。

 

太平天国被镇压后，清政府授予立德乐从三品游击官衔，及蓝宝石顶戴、九蟒五爪补子、单眼花翎官帽，他成了个有身份的人，但他很快发现这个身份并没有什么份量。一次他带着几个人与景德镇的瓷工发生冲突，结果遭人痛打，险些丢了性命。在床上躺了几个月的立德乐感到这么活下去不是条正路。
 

沙市便河边的金龙寺

 

不久立德乐认识了上海工部局英国官员欧根纳的女儿阿绮波德（Alicia   Bewrick）。阿绮波德从小崇拜哥伦布，也喜欢冒险，还爱好文学和摄影，她对立德乐一见钟情，随后结为夫妻。在岳父的关照下，立德乐以自己的名字开了家洋行，从此一心一意地做生意。

 

立德乐有做商人的禀赋，早在1876年宜昌刚开埠时，他就在宜昌海关抢注了进口货物和航运报关业务，专事经营煤炭。两年后，他雇用的“夷陵号”货轮就从汉口开到了宜昌。但他这次去重庆，是要去见识一下川江，看从宜昌至重庆段是否能航行轮船。

 

立德乐是个有眼光的商人，在他看来：目前在英国的买卖序列中，中国才排到第17位，只相当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几个小国的水平，而英国对中国的出口还不到美国的1/6，澳大利亚和其他属地的1/10。英国产品输入中国的关税为5%，低于其他国家，因此英国在中国进行贸易的获利空间巨大。目前中英贸易水平不能令人满意，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交通条件差，特别是被高山急流阻隔的西部交通更是落后，但只要交通状况能改变，中英贸易的情形就会发生巨变。自清政府签订《中英天津条约》，允许英国轮船可沿长江航行至汉口后，英国在上海的贸易量就增加了四倍；如果轮船能直航到重庆，则完全可在中国西部再创一个上海。因此他这次考察川江的水文和地理情况，就是想打开一条通往中国西部贸易区的快捷通道。
 

清末时的沙市江边
 

2月27日，立德乐在汉江边上了他早已雇好的一条木船，顺流绕过汉口的龙王庙，入长江上行三十里后，从一个叫小河口的地方进入到一条支流，沿这条水路经洪湖、监利、潜江即可抵达沙市。本来沿长江上行也可直达沙市，但长江浪大水急，船速太慢，因此立德乐选择了走江岸平原上的这条水路。

 

立德乐乘的这种船叫荆帮划子，底部宽、吃水浅、能载重两百担，适宜内河的航行。船中和船尾各有一个雨篷，还有一根拉纤用的桅杆，一面小斜桁四角帆，这样既可借风行走，又可划桨撑竿前行。
 

清末停着木船的沙市码头
（图片由重庆西南大学刘波先生提供）

 

立德乐和仆人住中间舱，船老大、厨子和一个同行的山西商人住后舱，两个临时雇来的船夫只能睡甲板。立德乐坐在舱中，头就顶着了雨篷，这让他很不舒服，所以不到睡觉时他就在甲板上刁只烟斗和船上的人聊天，观赏小河两岸的风光。    

 

这条小河流经之处多是荒凉之地，河面上芦苇丛生，寒风飒飒，时有惊鸟飞出，让船上的人有些心慌。船主知道立德乐带着只火枪，就说芦苇丛中常有强人出没，他劝立德乐不时地放几枪，好吓跑他们。立德乐听了只是一笑，他不见到强人是绝不会放枪的，他不想浪费一颗子弹。

 

在立德乐的眼里，这密密麻麻的芦苇丛就是财富：“自入海口至宜昌1000英里的河边都生产芦苇，成为扬子江（外人对长江的称呼）的著名特产。芦苇高15至20英尺，可用作建筑材料，也可供广大人口作燃料”（引文来自立德乐著《扁舟过三峡》，以下同）。
 

 

清末的沙市宝塔河 
（图片由重庆西南大学刘波先生提供）

立德乐和仆人，还有那个山西商人一起用餐，每天只吃两顿饭。厨子是个山西人，每天翻着花样做地道的北方菜，这让立德乐一路大饱口福。厨子的性子有点犟，一天立德乐买了条三斤多重的活鱼，他让厨子先敲鱼头再去鳞，可厨子偏不听他的，结果让刮了一半鳞的鱼又跳回水中，这让立德乐很恼火。

 

3月5号这天是农历的惊蛰日，这天下起瓢泼大雨，雨滴从篷顶漏在棉被上，这让立德乐心烦了一夜。第二天，他遇到件更烦心的事，那天清晨船过洪湖时遇上湖堤溃口，一股像瀑布一样的急流拦住了去路。堤上站着百余个观望的人，他们就等船上的人给了钱，然后才会帮着将船用纤绳拉过去。立德乐和他们讨价还价了半天，最后出了八十个铜钱，这才渡过了急流。
 

 

清末的沙市万寿宝塔
（图片由重庆西南大学刘波先生提供）

立德乐上船时穿着皮袄，戴着瓜皮帽，经过十一天的航行到长湖边时，他忽然感到江汉平原和煦的春天来了。他看到岸边的柳枝已吐新绿，画眉鸟在柳枝头欢叫。岸上一些男人赤裸着上身在挑土培高堤岸，一些妇人沿堤用长柄网捞着小鱼。这宁静的水乡生活情景让他感到惬意，于是也脱掉皮袄晒起太阳来。

 

3月10号凌晨两点船开始渡长湖，长湖是一座河间洼地大湖泊，东西长30公里，南北宽18公里，在宋末由云梦泽变迁而成。长湖旧名瓦子湖，因明代诗人袁中道写“陵谷千年变，川原未可分。长湖百里水，中有楚王坟”诗而得名。长湖的风光十分优美，因为是在夜间渡过，立德乐却无福看到，他见到的只有黑茫茫的湖水和空中的朵朵云彩。他在湖上感到纳闷，在如此宽阔的湖面上夜渡，船主又没有罗盘定位，他是靠什么来把握航向的？
 

 

立德乐在沙市换的川船停在三峡口

在黎明时分船出了长湖，经过潘泊湖、象湖、天井渊等几个小湖之后，上午十点多钟，船终于进入到一条通往沙市的河道。这条河道是“两沙运河”（沙市至沙洋）的西段，经草市河、荆襄河、便河直达沙市的拖船埠码头。

 

船从草市镇边经过时，按惯例船主要在关卡交厘金，但立德乐向守关人出示了护照，也就放行了。船入便河不久，立德乐看见“一座漂亮而宽阔的建筑物一一山陕会馆”，当地人则称作金龙寺。寺前有一对大石狮，还立着两根铸铁蟠龙大桅杆。金龙寺是便河上的一个码头，离古白云桥不远。从这里向南看，可见沙市城区鳞次栉比的房屋，还有高耸在屋顶上的一座古塔：“我们从后面靠近沙市，城市正面濒临扬子江，城市建在护堤上及护堤内的后部。堤岸高出农村地面25英尺，不论冬夏，周围地面都低于扬子江的水位。就其坐落位置和贸易情景来说，沙市有许多方面与汉口相似，商业和喧闹地区都在滨河地带，和汉口一样，靠乡下那边则萧条而无生气”。

 

便河桥在九十埠街（今胜利街）的北边，是一座青石大拱桥，始建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船主将船停在桥边，而后上岸去联系到重庆的船。立德乐也随之上岸去散步，在船上可把他憋死了。沙市人似乎对这个凹眼大鼻的洋人很感兴趣，一些人将立德乐团团围住看稀奇。他只有无奈地回到船上，虽然关上了舱门，但还是有不少人朝船舱扔泥块和石子。他们要立德乐出来，说还没看够稀奇，直到天黑了这些人才渐渐地散去。
 

 

立德乐的“利川”号轮抵达重庆码头

立德乐虽是第一次来沙市，但对这座滨长江、傍“两沙运河”、江汉平原粮棉集散地的小城多少也了解一点。他认为：“沙市的字面意义为‘沙的市场’，很可能说明此地的起源。也许在堤坝建立以前，这一带有无数堵塞河道的沙洲。在其中之一，出现了一个沙上的市场。目前这种市场只存在于冬天。用芦苇塔建，便于夏天洪水来时迁走，就像现在帆船停泊处附近突然冒出的市场一样”。

 

立德乐甚至认为：“‘天堂之下’的沙市是镇，汉口是口，而上海是县……沙市被看作是清帝国最重要的镇、汉口是最重要的口、上海则是最重要的县”。他打算第二天一早去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清帝国最重要的镇”。

3月11日是个星期天，为避免沙市人的围观，这天拂晓时分，立德乐独自一人下了船，悄悄地穿过拖船埠上了万城大堤（今称荆江大堤）。这道大堤上起江陵的堆金台，下止监利的拖茅埠，全长220余里，沙市大堤只是其中的一段。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夏，沙市上游的堆金台堤段溃口，洪水在荆沙肆虐，万余人溺毙。清朝廷派大学士阿桂和湖广总督毕沅到荆州治水，拨库银二百万两始修万城大堤；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荆州观察史孙家榖督令江陵县令始修沙市堤段的条石驳岸，后江陵县令又召集沙市“十三帮”商人筹银续修。

 

经过百余年兴修的沙市大堤石驳岸让立德乐看了赞叹不已。在他看来这道大堤远胜于英国泰晤士河的堤坝：“沙市有宏伟的石造大堤，面向西和西南，建成三层，每层高约12英尺，大堤顶部有良好的步道和滨江道。这是在中国强盛的年代修筑的。设想一下，泰晤士河的堤坝如果在每年有一次洪水的河流上修建会怎么样，现在它的堤坝只是每日面临一次潮汐而已”。

 

早在唐代，沙市人就在堤上建房居住，这样既可以躲洪水，又方便做生意。唐代诗人王建《江陵即事》诗就讲过此事：“瘴云梅雨不成泥，十里津头压大堤。蜀女下沙迎水客，巴童依驿卖烧鸡”。到明清时，大堤上已形成一条上起宝塔河，下止文星楼的堤街，街中有条青石板路，两边是木板和茅草搭盖的吊脚楼，长蛇一般蜿蜒数里。立德乐显然对堤街杂乱无序的建房感到不快：“落后的人民还逐渐蚕食其道路，直到有些地方连一乘轿子都很难通过，在其他部分，只要还有地方，穷人就搭上茅屋，把来往行人挤到堤坝的边缘，古老的石造栏杆只在少数几处地方得以幸存”。

 

沙市码头是千船云集之地，堤街上又住满了人，船上和堤街的垃圾被抛弃在堤坝上，以待夏天涨水时让急流冲走。立德乐在大堤上看到的是堆积了秋冬春三季，像城墙一样高的垃圾，这让他心生厌恶，并流露出欧罗巴洲人的文明优越感来：“大城市的垃圾和脏物都从堤坝边缘扔下去，以至石造的河坝已被淹没一半。陡峻的阶梯自河面越过垃圾堆向上攀升。停泊的船队排得和城市一样长，船首都朝河岸。在极乏味的6小时中，我观望着这些垃圾堆，一些肮脏的饿得半死的狗、猪、还有一些捡破烂的人、收破烂的人，都在那里费力地挖掘着，寻找有用的东西。这正是中国衰落、腐朽、污秽不堪的写照。每隔一定距离，便有良好的顶端有牌坊的石头梯级通向堤坝，但这些满是黑色稀泥的梯级肮脏得使得人们一般都走垃圾堆上的陡峻的小道”。

 

江边矶头上的那座古塔昨天就引起了立德乐的注意。这座古塔名叫万寿宝塔，建于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七级八面，上有鎏金塔刹，是明第七代辽王朱宪?遵母毛太妃之命，为嘉靖皇帝祝寿而建。立德乐饶有兴致地绕着古塔仔细观察：“宝塔与在堤坝后面、低于堤坝的一座寺庙（指观音寺）相连，因此从河面上看不见宝塔的最下一层。塔的外面，八面塔身的每一层都有一个壁龛，里面嵌一尊石造佛像”。

 

他从外边看完古塔觉得还没过瘾，就花了两个铜钱进塔，随着一群叫嚷着的人从塔内石梯往上爬，他借着窗口透来的微弱亮光看到：“塔内用青砖装饰，砖上有各种姿态的佛像佛雕，有的坐在荷叶上，其他的长着翅膀。入口处和沿墙修建的楼梯间漆黑一片，楼梯非常狭窄，当我小心翼翼地摸索着爬上破败的梯极时，两个肩膀都碰到了墙”。

上塔顶去的人太多，挤得立德乐有些喘不过气，好不容易才登上了塔顶层，这让他的视野顿时开阔起来，他拿出单筒望远镜朝外瞭望：“我从狭窄的四面窗户眺望四方，北面是我们从汉口起，沿途经过的洪水淹没的田野；南面是对岸的低地和水稻田；东面是风景如画的沙市（所有中国城市远看都是这样）；西面是冬季的荒芜沙洲，我们明天的旅程就要经过此处”。万寿宝塔庄严的景色给立德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重庆朝天门码头历史名人馆中的立德乐塑像

清末，从四川来的船多用柏木制造，高大坚实以抗激流冲撞。因此，四川的船到沙市卸完客货后就立马掉头返回，从不往下游去；下游的船运都是由湖南人一手掌控，湖南船相比四川船就显得单薄些，也就从不往上游去。也正因为这个原故，立德乐他们才会在沙市换船入川江。

 

3月12日下午两点，立德乐登上一艘名叫“神婆子”的川船从沙市码头起航。当船缓缓地离开岸边时，他再次仔细地观望了大堤上那条长长的堤街：“沙市的建筑物大部分为木结构，油漆早已脱落，两层楼，差不多是竖直的，就像适合游牧民帐篷的建筑结构一样。沿码头一带，有一些零散的久未粉刷的旧砖房，有点像法国式的小餐馆。正对面几乎就在头顶上的那间名叫星景楼茶馆，有十多名茶客从低矮的楼上摇摇欲坠的栏杆旁，紧盯着这些条异邦人雇佣的船，只要异邦人一露脸，他们便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些房子的地面比码头要高出数英尺，有一段石头台阶通往门前，可能考虑到夏季洪水会漫过堤坝之故”。

 

沙市是江陵县辖的一个镇，江陵县衙和荆州府署都在沙市西边七八公里处的荆州城内。这次立德乐没去看荆州城，但似乎对那里也不陌生：“从沙市上行2英里，便是府城荆州，是道台驻地，其管辖范围西至宜昌。荆州是四周有围墙的城市，沙市只是它郊外的商业市镇”。

 

立德乐是带着沙市印象踏上川江之旅的。经过二十六天的航行，他对川江的水情有了初步的了解。4月7日他乘的船抵达重庆的朝天门码头。十五年后，立德乐自筹资金，在上海定制了一首名为“利川”号的轮船，自己导航，冒着巨大的危险与川江的急流险滩搏斗，最终将“利川”号开到了重庆，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使用轮船在川江上航行的新记录。

 

1888年，立德乐出版了他的《扁舟过三峡》一书，这本书一问世即轰动了西方。他在这本书中向世人讲述他勇闯川江的离奇经历时，也将沙市这座滨江小城介绍给了世界。

 

立德乐在中国生活近五十年，于1907年返回英国，次年在家乡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