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7日那天是农历的大雪日，那天夜里特别的冷，袁策明先生就是在那天夜里的子时走的。   

 

上世纪80年代末，我在沙市市建委修志办参加《沙市市建设志》编纂工作，袁先生当时在市建委总工室任职，因他对地方志一向有兴趣，就常来我们办公室小坐。他来后只要茶泡好，烟点燃，那话匣子就打开了，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当然聊得最多的还是荆沙的那些掌故。他记性好，嗓门大，说到开心处总是爽朗地大笑。
 

骑单车考察地名的袁策明

 

袁先生是“文革”前的中山大学毕业生，有次我问他：见没见过国学大师陈寅恪，他一笑说那怎么没见过，我们的先生嘛。紧接着又来一句：你们这辈人没读什么书，可惜被“文革”耽误了。

 

袁先生冬天常穿黑呢大衣、戴黑呢礼帽，围条花格毛围巾，鼻上架着副眼镜，看上去文质彬彬，其实脾气蛮大，特别是碰到没道理的事，他是敢说敢骂的。

 

袁先生大学毕业分到华师当教师，我问他怎么从那出来了，他说有次他翻译了一篇俄文作品给所在的教研室主任看，哪知那个主任将作品拿到校刊上发表了，主任把自己的名字排在了他的前头，为此他和主任大吵一架。有人劝他说这对他进步有好处的，可他说他见不得这种欺世盗名的人。

 

还有一次他认为市城区里的一项工程建得不合理，本不关他的事，可他还是给市里、省里有关部门写信说意见，在信尾还署上自己的大名。
 

 

 

袁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任《沙市市地名志》副主编，他与袁复兴、余培一两位先生一起耗时数年，穿街走巷查地名，宵衣旰食写志稿。他们编出的这本地名专志是沙市市建国后的第一部部门志书，也是全国第一部地名志。后来中国地名委员会专门在沙市召开工作会议，向全国地名志部门介绍沙市地名部门经验。

 

他在编写地名志书时，还与另两位先生一起针对“文革”中形成的“红色地名”问题，结合地方历史文化源流，向市里提出不少更名建议，如将遵义路改为江津路、将延安一路改为白云路、将延安二路改为武德路等，为地名文化建设耗了不少心血。

 

我修志遇有困惑时常去找袁先生求教，他每次都认真地听我提问，尔后慎重地说出他的意见。他知道的事情多，对提问往往脱口而答，简直就是一部“活字典”，让我受益匪浅。
 

重返中大校园的袁策明

 

袁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负责市建设部门教育培训工作。那时他和同事一起东奔西走筹钱筹物，办起一所市建工技校，培养出不少建筑业急需的技术工人。现仍在一些岗位发挥骨干作用的人中，不少就是技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改革开放初期，市建委有些年轻干部没文凭，袁先生就鼓励他们参加各类学习，为帮助他们减轻负担，还去找领导说好话，批条子，尽可能地为他们报销学杂费，为年轻干部的成长办了一些实事。       
 

  

袁策明著的《沙市地名趣谈》

 

袁先生爱喝点酒，曾听过一个他因喝酒误了自己大事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开始受到组织重用。有次市组织部门的人来考察袁先生，他那天恰好喝了点酒，就错过了考察机会。我问他喝酒掉了官帽是否后悔，他哈哈一笑说：过去的事，平常心看，还是安心做好自己的工作。他曾提醒我说：你也是个不善经营职场的人，你就本份地把研究地方文化的事做好，坚持下去总会有成效的。      

 

上世纪60年代，华师抽一批青年教师支援地方，袁先生就主动报名回到了故乡，曾在一个文工团工作。他兴趣广泛，又多才多艺，写剧本、当指挥、拉二胡，样样拿得起。他说他还喜欢古文，有次不无得意地告诉我说：现沙市古白云桥和江津湖十二景点建设纪念碑文就是他的手笔。
 

      

拿着获奖证书的袁策明

 

袁先生晚年是退而不休，他走时还兼着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党支部书记。上世纪80年代初他考了一个律师证，退休后就一直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律师。办案子是件辛苦事，常见他骑辆电动单车风里雨里在外跑。他家里的生活条件很好，根本就不差他那点钱，可他说他怕闲下来。          

 

有一天听袁先生若有思地说他得把他知道的一些东西写出来，说现在不写，那就会带到棺材里去了，他说要写的东西就是有关沙市地名的掌故。他那时已年逾古稀，戴着1700度的眼镜，心脏还很不好，但硬是挤出时间，拿着放大镜，一笔一划地写出不少篇专文。后来《荆州日报》副刋陆续登出了那些文章，社会上对此反响极好。我向他祝贺时他却说要我帮他收集一下人们的反映，看有没有提不同意见的。他说写史不是写小说，每个字都要有来由。    

 

2017年11月，那本凝聚着他数年心血的《沙市地名趣谈》印出来了。袁先生高兴地掏腰包请客，他对来祝贺的老友说：我在这本书的封面上加了个一字，是第一集，我还要写第二集的。他还说：写这本书我的眼睛会搞瞎。      
 

画家周厚轩为袁策明画的油画

 

袁先生在出书后不久的一天，气喘吁吁地爬上我在五楼的家，一进门就连说：我不行了，连楼都爬不动了。我便打趣地说：我很珍惜老人呢，您们这些老先生若是不在了，我再有疑难问题找谁问去？他当时只是笑了笑，要我陪他抽烟。我万没想到的是一语成谶，十多天后袁先生竟然真的走了。  

 

袁先生走的前一年就因心脏病发作住过一次院，出院后他抓紧了那本书的写作，出书后不到一个月他就撒手西去，我想袁先生一定是留下了许多遗憾的。

 

如今秋风又起，大雁快南飞了。想着不久又将是大雪日，就不禁想起了袁先生，心中也难免生出些感叹：若再遇到疑难问题，想给袁先生打个电话，那头已无人接听了。

 

人总是要走的，或许生时灿若夏花，逝后才静如秋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