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摘要:2026年,城投有序退场,早已不是行业突发新闻,而是中国地方经济转型的既定大势。当隐性债务的风险底数彻底厘清,土地财政的增长引擎逐步熄火,城镇化粗放扩张的时代正式落幕,一个关乎全国地方发展的终极命题,清晰且残酷地摆在台前:告别城投依赖,地方政府靠什么持续造血、稳增长、谋长远?
城投退场之后:地方政府从“信用套利者”到“资本运营者”的生死转型
汪传虎

2026年,城投有序退场,早已不是行业突发新闻,而是中国地方经济转型的既定大势。当隐性债务的风险底数彻底厘清,土地财政的增长引擎逐步熄火,城镇化粗放扩张的时代正式落幕,一个关乎全国地方发展的终极命题,清晰且残酷地摆在台前:告别城投依赖,地方政府靠什么持续造血、稳增长、谋长远?
答案绝非简单的收缩融资、停止建设,而是一场彻底的发展逻辑重构、治理能力迭代、资本思维重塑。城投退场,从来不是地方建设融资的终点,而是地方政府彻底告别粗放式发展,从依赖资源禀赋、政策红利的“信用套利者”,转向深耕产业、盘活资产、专业创收的“资本运营者”的生死转折点。这不是阶段性调整,而是贯穿未来十年的系统性变革。
一、旧模式已死:四个“制度死穴”,终结土地信用红利时代
过去二十余年,中国城镇化高速狂奔,依托一套简单高效却暗藏隐患的闭环逻辑实现快速扩张:以政府公信力为隐性兜底,以土地溢价增值为核心还款来源,以城投平台为融资载体,撬动海量金融资本,撑起城市建设、基建投资、区域扩张的全盘格局。
这套“土地+信用”的套利模式,完美适配城镇化上半场的增量时代,快速补齐城乡基建短板、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但粗放式增长的背后,是日积月累的制度漏洞与债务隐患,四大核心死穴最终引发系统性困局,让旧模式彻底走到尽头。
其一,预算软约束泛滥,风险闭环彻底失效。 政府隐性兜底的惯性,让城投融资脱离市场化风险定价体系。银行信贷投放不再甄别项目质量、测算现金流收益,而是绑定政府信用背书,形成“政府背书、无脑放贷、土地还债”的粗放循环。土地行情上行时,债务风险被持续掩盖;一旦楼市降温、地价承压,击鼓传花的游戏戛然而止,债务违约、资金链断裂的风险集中爆发。
其二,权责时空错配,决策机制缺乏科学性。 地方发展存在典型的“任期错配、权责割裂”问题。主官短期任职、短期决策,热衷上马见效快、体量大的基建项目,无需承担长期偿债压力;而后续接任者承接巨额债务、背负偿债责任,却未参与前期决策。层层传导之下,项目可行性研究沦为形式化的PPT包装,重规模、轻效益,重投入、轻回报成为常态。
其三,项目谋划功利化,无效资产持续堆积。 大量基建项目不以产业需求、民生刚需为核心,纯粹为融资而立项、为政绩而建设。普通道路包装成区域物流枢纽,普通绿化工程升级为生态经济走廊,大量项目重名头、轻实效、建成即闲置。盲目建设、重复建设、低效建设层出不穷,形成海量无法产生收益的无效资产,持续挤占地方财政资源。
其四,考核导向扭曲,债务责任意识缺位。 在长期的GDP锦标赛体系下,区域规模扩张、项目数量、投资体量成为核心考核指标,债务风险、资产收益、长期效益被长期忽视。“借钱是发展能力,还债是后任责任”成为潜规则,各地竞相举债扩张,债务雪球越滚越大,隐性债务风险层层叠加,最终形成全局性、结构性的财政压力。
归根结底,当下的地方债务困境,并非简单的流动性危机,而是激励机制与约束机制彻底失衡、发展模式与时代趋势彻底脱节的系统性溃败。土地信用的红利彻底透支,旧的增长逻辑已无存续空间。
二、新模式亮剑:硬核制度约束,斩断粗放套利旧路径
城投改革的核心逻辑,不是限制地方发展,而是彻底破除预算软约束,斩断政府信用套利的所有退路,用市场化、法治化、专业化的制度硬约束,倒逼地方政府摒弃粗放扩张,转向精细化、资本化、可持续的高质量运营。全新发展模式,精准对标旧模式四大死穴,完成全方位破局。
第一,剥离政府信用背书,实现融资市场化定价。 全面落地隐性债务终身追责制度,彻底厘清政府、城投、市场的权责边界。坚决破除“政府兜底、刚性兑付”的市场预期,金融机构信贷投放彻底告别“看身份、看层级、看背景”,全面转向“看项目、看现金流、看收益性”,让每一笔融资都匹配真实的市场价值。
第二,告别土地一次性变现,转向股权长期性增值。 彻底终结“卖地生财”的单一财政逻辑,以基金招商、产业投资、股权赋能替代传统土地财政。地方政府不再依赖土地出让的一次性收益,而是通过参股优质企业、布局核心赛道、培育产业集群,获取长期股权分红、产业税收、人才红利,实现从“消耗资源”到“经营资本”的质变。
第三,专项债穿透式监管,严守项目自平衡底线。 对政府专项债、基建投资实行全生命周期穿透监管,所有新建项目立项前,必须精准测算未来20年现金流、收益率、偿债能力。财政评审关口前移,从源头拦截拍脑袋决策、无收益项目、低效投资,严格落实“收益自平衡、风险自担责”原则,杜绝新增无效债务。
第四,终身追责嵌入离任审计,构建权责闭环。 重构干部考核审计体系,离任审计不再只核查财政收支、项目投入,更将国有资产收益率、债务偿还率、资产盘活率、项目存活率作为核心考核指标。决策、投资、运营、偿债全链条责任到人,彻底终结“前人举债、后人买单、全民兜底”的旧格局,建立“谁决策、谁担责、谁运营、谁受益”的市场化闭环。
新旧模式的本质分野清晰可见:旧模式是靠信用套利、靠资源透支、靠任期博弈的粗放增长;新模式是靠专业创收、靠产业造血、靠长效运营的良性发展。
三、转型阵痛:观望博弈中,倒逼能力体系全面升级
任何系统性变革,都必然伴随转型阵痛。当下地方发展陷入典型的两难博弈:终身追责的高压之下,基层主官“不敢投、不愿投、怕出错”;区域竞争、就业民生、经济增长的刚需之下,地方“不能停、不能退、不能躺”。
短期的观望与保守,是风险约束下的人性常态,但过度观望只会错失产业窗口期、拉大区域差距。破解阵痛的核心,不在于放松监管、重回老路,而在于双向平衡:以追责立底线,以赋能提能力,以改革优考核,让地方政府从“被动畏缩”转向“主动作为”。
针对“怕担责、不敢干”的普遍困境,建立标准化、透明化的决策保障体系。搭建重大项目终身数字档案,将项目可研、产业论证、收益测算、评审流程全环节上链存证、全程留痕,让每一次决策都有据可依、有迹可查,杜绝主观决策、盲目决策。
同时配套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明确边界、卸下包袱:凡是流程合规、论证充分、符合产业趋势的项目,若因市场周期波动、行业迭代导致收益未达预期,一律予以免责。区分“主观失职”与“客观风险”,既守住债务底线,也放开干事手脚。
同步推行偿债备付金预提制度,所有新建经营性项目,从落地首年即强制计提专项偿债资金。让主官在任期内直面偿债压力、感知成本底线,彻底破除“远期债务与己无关”的侥幸心理,根除跨任期债务依赖。
2. 重塑专业能力,让主官变身“首席资本运营官”
旧时代的地方治理,比拼的是资源争取能力、政策落地能力;新时代的区域竞争,比拼的是产业研判能力、资本运作能力、资产运营能力。地方主官必须完成从“行政管理者”到“首席投资官”的身份蜕变。
推行产业研究前置机制,所有重大产业、基建、投资项目,立项前必须聘请头部第三方机构出具产业景气度、赛道生命周期、市场竞争力专项报告。项目上马前,需通过由企业家、资深基金经理、产业专家组成的公开答辩评审,核心作答“项目五年盈利逻辑、十年成长空间、长效现金流来源”,无清晰盈利模型的项目一律暂缓、否决。
常态化开展金融资本沉浸式挂职实训,要求分管发改、财政、产业、基建的政府干部,定期入驻头部PE/VC、产业投资平台跟班学习,全程参与项目尽调、投资研判、投后管理、资本退出全流程。唯有深耕市场、看懂赛道、摸清资本逻辑,才能精准甄别优质项目、规避伪风口与低效投资。
3. 迭代考核标尺,告别唯GDP论英雄
彻底推翻以规模、增速为核心的传统考核体系,建立以资产效益、产业质量、资本效率为核心的新型评价体系。
将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率、项目内部收益率(IRR)、经营性现金流增速、存量资产盘活率作为核心硬指标;新增亩均税收、单位债务GDP贡献度、产业集聚度等精细化考核维度。
从考核“投了多少、建了多少”,转向考核“赚了多少、活了多少、长久留存多少”,彻底倒逼地方摒弃铺摊子、扩规模的粗放思维,转向精耕细作、提质增效的资本化运营思维。
当下的“投资空窗期”,绝非发展停滞期,而是地方政府能力迭代的黄金窗口期。领先地区早已跳出“跑审批、争资金、拼政策”的旧套路,转而深耕行业研究、精准锁定优质赛道、打磨投资运营模型。待产业风口重启,具备专业资本能力的区域,必将彻底碾压只会依赖政策红利的传统区域。
四、先行者效应:三维标杆,拉开区域发展代际差距
国内一批率先启动城投转型、落地资本运营模式的地区,已经跑出完整样板,形成极强的示范效应与马太效应。这些先行者的探索,不仅是区域转型的个体实践,更为全国地方治理升级建立了可参照、可对标、可复制的坐标系,从风险、资源、标准三个维度,彻底重塑区域竞争格局。
第一,风险测试场:用可控试错,沉淀全国风控经验
转型先行者率先直面新体系下的市场风险、投资风险、运营风险,难免出现赛道误判、项目亏损、REITs估值不及预期等问题。但这些局部、可控的试错成本,换来了极其珍贵的市场化经验:清晰划定产业投资监管红线、摸清资本运营风控底线、总结项目投融管退核心逻辑。
先行者付出的试错代价,成为全国可共享的公共经验,让后续转型地区规避海量隐性坑点,大幅降低全国整体转型成本。
第二,资源虹吸场:专业度决定资本与人才流向
市场化时代的区域竞争,核心不再是政策优惠力度、土地价格优势,而是产业专业度、资本适配度、营商软环境。
当先行地区跑通低空经济、算力基建、高端制造、数字产业等新赛道的“投资-建设-运营-退出”完整闭环,就会形成极强的资源虹吸效应。社会资本、头部产业团队、高端人才会自发集聚,形成“人才追随资本、资本追随项目、项目追随专业治理能力”的正向循环。
落后地区终将明白:补贴可以复制、政策可以对标、土地可以供给,但政府的产业研判能力、资本运营素养、市场化服务效率,是无法短期复刻的核心壁垒。这种软实力的代际差距,是单纯政策红利永远无法填平的鸿沟。
第三,标准输出场:体系化能力形成降维打击
如今的区域竞争,已经进入“标准化比拼”的新阶段。领先地区已经沉淀出成熟的项目IRR准入底线、资产盘活SOP流程、产业投资评审体系、投后运营管理制度,形成一套完整的资本运营标准化体系。
当上级部门、金融机构评审各地项目时,差距一目了然:落后地区的方案依旧是宏大叙事、定性空话、模糊预期;先行地区的方案拥有精准的现金流测算、完整的风险压力测试、清晰的盈利模型、标准化的运营路径。
示范的终极意义,是打破“全员粗放、全员躺平”的平庸均衡。过去,所有地区都依赖土地信用、粗放举债,差距难以拉开;如今,先行者建立全新标准与能力体系,固守旧模式的区域,不再只是发展滞后,更是治理失职、能力缺位。
五、终局预判:认知破壁,决定十年区域经济洗牌
纵观本轮地方政府深度转型,真正的瓶颈从来不是资金短缺、资源不足、政策收紧,而是认知的固化与思维的滞后。
所有转型滞后、动作迟缓、观望犹豫的地区,核心症结都是固守过去二十年的成功路径:习惯于靠政府信用套利、靠土地资源变现、靠规模政绩立身,无法接受旧红利彻底终结的现实。
但中国地方治理的核心优势,从来都是超强的学习能力与极致的执行效率。一旦基层主官彻底完成认知破壁,摒弃路径依赖,区域转型的速度、质量、爆发力,将远超市场预期。
我们必须正视一个残酷且确定的未来:
靠土地、靠信用、靠透支未来的“躺着赚钱”时代彻底落幕;靠专业、靠产业、靠资本运营的“站着创收”时代全面来临。
城投退场,不是地方发展的终点,而是一场无补考、无退路、无例外的终极大考。未来十年的中国区域经济版图,将不再由土地资源、政策倾斜决定,而是由政府的资本思维、产业能力、治理水平重新洗牌。
唯有彻底告别信用套利的旧惯性,深耕资本运营的新能力,在变革窗口期完成自我迭代,才能在新一轮区域博弈中实现换道超车;固守旧模式、拒绝新变革者,终将被时代彻底淘汰。
山河换新局,唯变者长存;红利已落幕,专业定输赢。
(作者系泛华集团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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