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建设网讯   （记者 阎秋）   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是我国启动国家公园体制改革10周年。十年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实现了从试点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协调、全面推进的历史性转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截至2025年8月，我国已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总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覆盖近30%的陆域重点保护物种。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以来，我国布局规划了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正式设立了第一批国家公园，旗舰物种野生种群数量持续恢复，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稳步提升。

 

为了推动国家公园建设，我国出台了40余项改革方案、规划、办法、国家标准等系列顶层设计重要文件，从总体目标、基本理念、主要原则、重点任务、制度保障等方面，对国家公园建设作出了全面系统部署。组建了管理机构，建立了局省联席会议，协调推进工作机制；一体推进科研、监测、宣教平台建设；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目前，我国国家公园现代化治理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和完善。

 

十年来，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国家重点野生动植物种类保护成效显现。旗舰物种数量显著增长，藏羚羊从试点初期的不足7万只增至7万多头；东北虎、东北豹数量分别从27只、42只增至70只、80只左右；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从40年前的2群不足10只恢复至7群42只，成为全球灵长类动物保护的典范。

 

国家公园建设的法规与制度不断完善。建立了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机制，例如，三江源国家公园由中央直接管理，大熊猫国家公园实行中央与省级共管；2024年《国家公园法（草案）》二审通过，明确核心保护区禁止开发、一般控制区限制活动，并设立生态管护岗位优先聘用当地居民；实行中央财政为主导，例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通过生态补偿资金支持社区发展替代产业。

 

据了解，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的历程，可追溯至20世纪中叶，历经从自然保护地体系探索，到国家公园体制创新的跨越。其发展历程分为探索、试点、成型三个阶段，未来将朝着系统化、科技化、共享化方向深化。

 

一、理念引入到体制创新阶段（1956年-2021年）

 

这一阶段，主要经历了自然保护地体系奠基、国家公园理念本土化探索、体制机制全面创新等。

 

自然保护地体系奠基（1956年-2008年）

 

我国早期以自然保护区为核心构建生态保护框架。

 

1956年，建立首个自然保护区——鼎湖山自然保护区，开启了自然保护的先河。

 

1994年，《中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实施，标志着管理规范化的开端。

 

至2000年，已形成涵盖森林、湿地、海洋等类型的保护地网络。

 

除自然保护区外，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等类型陆续设立，保护地体系呈现多元化发展。

 

国家公园理念本土化探索（2008年-2015年）

 

2008年，黑龙江汤旺河国家公园成为大陆首个国家公园试点，标志着国家公园理念正式落地。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

 

2015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出台，启动9省10处试点，包括三江源、大熊猫等区域，重点解决保护地碎片化问题，构建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系。

 

体制机制全面创新（2016年-2021年）

 

2017年，《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出台，明确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同时兼具科研、教育、游憩等综合功能。确立“国家主导、全民共享”原则，明确国家公园由中央或省级政府直接管理。

 

2018年，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结束多头管理历史。试点区通过统一机构设置、整合自然保护地。

 

2021年10月，我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5个国家公园，第一批国家公园的诞生。保护面积23万平方公里，覆盖近30%的陆域重点保护物种。

 

二、试点示范到体系构建阶段（2021年-2025年）

 

这一阶段，主要经历了顶层设计与立法推进、保护与发展协同实践、国际合作与全民共享等。

 

顶层设计与立法推进

 

2022年6月，《国家公园管理暂行办法》出台，规范了规划建设、特许经营等制度。

 

2023年，《国家公园空间布局方案》出台，划定49个候选区（含已设5个），总面积110万平方公里，涵盖青藏高原、长江黄河流域等关键生态区域，目标到2035年建成世界最大国家公园体系。

 

2024年12月，《国家公园法》草案进入二审，明确中央与地方协同管理机制。

 

保护与发展协同实践

 

生态保护成效显著。海南长臂猿野外种群从40年前不足10只增至7群42只，藏羚羊数量恢复至7万头，武夷山保存了全球同纬度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社区共建模式创新。三江源推行“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员制度，1.7万名牧民转为生态管护者；大熊猫国家公园建立81个社区共建委员会，3180名居民参与生态保护，带动民宿、生态农业等产业发展。

 

科技赋能智慧管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布设5746台红外相机，实时监测动物活动轨迹；武夷山建成智慧管理中心，整合遥感、物联网技术，实现资源监控、巡护执法数字化，执法人力投入减少80%。

 

国际合作与全民共享

 

互鉴全球经验。中英合作开展大熊猫栖息地保护研究，英国湖区国家公园经验被引入社区发展规划；2024年“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研讨会”推动中欧在气候行动、立法等领域深度交流。

 

深化公众参与。浙江丽水钱江源-百山祖候选区通过“数字百山祖”平台吸引110万人次年访客，满意率达99%；武夷山推出“野外博物馆”自然教育路线，累计开展活动700场次，参与人数超74万。

 

三、规模扩张到质量提升阶段（2025年-2035年）

 

这一阶段，将朝着保护优先与系统治理、社区发展与价值转化、科技引领与数字赋能、区域协同与全球治理、立法完善与制度创新方向发展。

 

坚持保护优先与系统治理

 

实施生态修复工程。青藏高原国家公园群将实施冰川保护、退化草原治理等项目，预计到2030年恢复湿地50万公顷；长江流域候选区将推进岸线生态化改造，修复生物廊道2000公里。

 

防控生物安全。建立外来物种监测预警体系，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无人机巡查，2024年已清除薇甘菊等入侵植物3000亩。

 

推进社区发展与价值转化

 

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中央财政设立国家公园专项资金，2024年安排23亿元用于生态管护员薪酬、野生动物致害补偿等。例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将野生动物损害补偿范围扩大至园区外，2023年理赔金额同比增长60%。

 

培育绿色产业。武夷山推广“生态茶园”认证，茶叶溢价率达30%；三江源发展生态畜牧业合作社，牦牛肉产品通过有机认证，牧民收入提升25%。

 

强化科技引领与数字赋能

 

升级监测体系。建设国家公园感知系统，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AI识别等技术，2025年实现重点区域监测覆盖率100%。例如，大熊猫国家公园运用声纹识别技术，可自动识别30种鸟类鸣声。

 

创新智慧服务。开发国家公园数字孪生平台，游客可通过VR技术体验雪豹栖息地，2024年“云游国家公园”线上访问量突破1亿人次。

 

4.推进区域协同与全球治理

 

建设跨区域保护网络。推动长江国家公园群与黄河国家公园群协同立法，建立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机制；粤港澳大湾区探索“海洋国家公园”共建，保护中华白海豚等濒危物种。

 

参与全球治理。加入“全球国家公园联盟”，主导制定《亚洲山地国家公园保护标准》，2025年将承办国际生物多样性保护论坛，分享中国经验。

 

注重立法完善与制度创新

 

健全法律体系。《国家公园法》预计2025年出台，将明确保护红线、特许经营负面清单等制度。例如，禁止在核心保护区开展旅游开发，一般控制区实行分级管控。

 

优化管理体制。建立国家公园资产管理平台，试点生态产品价值核算，2024年武夷山完成首单林业碳汇交易，交易额达1200万元。

 

根据发展规划，到2035年，我国将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49个候选区，总面积110万平方公里），保护80%以上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实现生态保护、社区发展、公众共享的平衡。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为什么要改革？

 

在国家公园建设中，我们面临保护地体系碎片化困境。2015年前，我国自然保护地分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11类，存在“多部门管理、多目标冲突”问题。例如祁连山区域涉及81个保护地，分属林业、环保等7个部门，导致保护与开发矛盾突出。这种“九龙治水”模式，使全国约30%的保护地存在管理空缺，旗舰物种栖息地破碎化严重。

 

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失衡。传统保护区多采用“禁止开发”模式，忽视原住居民利益。例如，三江源牧民长期依赖草场放牧，与保护区管理冲突频发，2013年盗猎藏羚羊案件年均达20余起。同时，保护资金投入不足，全国自然保护地年均经费仅为国际标准的1/5。

 

通过改革，打破部门壁垒，建立统一管理体制。例如，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整合原13个保护区，实现“多帽合一”，监测覆盖率从40% 提升95%。这种制度创新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评价为“发展中国家生态治理的典范”。

 

通过改革，实现生态产品价值。通过特许经营、生态补偿等机制，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收益。武夷山国家公园推广“生态茶园+风景道”模式，茶产业全产业链产值达150亿元，农民近半收入来自茶叶。这种“保护-发展”闭环模式被纳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框架》。

 

通过改革，构建“三位一体”治理体系，实现从分散到统一。实行中央与地方分级管理。中央直管：三江源国家公园由国家林草局直接管理，建立“局-分局-保护站”三级体系，解决青海、西藏跨区域协调难题。央地共管：大熊猫国家公园实行“国家公园管理局+川陕甘三省”共管机制，生态廊道建设纳入三省“十四五”规划。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武夷山国家公园首创跨省立法，福建、江西两省联合制定《武夷山国家公园条例》，统一生态补偿标准，实现“一山两治”。

 

我国国家公园体制改革以“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为核心理念，通过管理体制重构、法律体系完善、社区协同创新，实现了从“碎片化保护”到“系统性治理”的跨越。

 

这一改革，不仅守护了“中华水塔”“雨林秘境”等生态瑰宝，更创造了“人护山、山养人”的可持续发展范式。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赏析“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这五个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我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

 

 

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我国的西部，青藏高原的腹地、青海省南部，为长江、黄河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被誉为“中华水塔”。

 

三江源国家公园，包括长江源、黄河源、澜沧江源3个园区，占地面积19.07万平方公里，是我国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是高寒生态系统的典型代表，是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被誉为“高寒生物自然种质资源库”。

 

其中，长江源园区，以楚玛尔河、沱沱河、通天河流域为主体框架，包括长江源头区域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索加-曲麻河保护分区。园区保存了较为完整的大面积原始高寒草原、高寒草甸和高原湿地，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藏羚羊的主要集中繁殖地和迁徙通道，是名副其实的“野生动物天堂”。

 

园区重点保护现代冰川、冰缘冻土、冰川遗迹、高海拔湿地、草原草甸和珍稀濒危野生动物，是藏羚、野牦牛、藏野驴、棕熊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重要栖息地和迁徙通道。

 

黄河源园区，地处三江源腹地，是中华母亲河黄河的源头区，在这片神奇广袤的土地上，其雄浑粗犷的高原原始地貌、高耸冷峻的冰川雪山、广袤无垠的高寒草甸草原、大种群分布的高原特有野生动物等，充分展现着完整的世界第三极自然景观。鄂陵湖、扎陵湖、星星海、冬格措纳湖等汇成了丰富的水利资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和径流汇集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园区以玛多县为依托，开展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建设。通过加大生态保护力度，维护水源涵养功能，保障生态安全，促进民生改善，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通过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机创新，与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体系建设相结合，解决“九龙治水”的问题。

 

澜沧江源园区，是国际河流澜沧江(湄公河)的源头区，由裸岩冰川、高寒草甸草原、灌木丛、大果圆柏林、湿地河流自上而下发育而成的垂直植被地貌景观在三江源地区实属罕见，具有极为重要的水源涵养和径流汇集，以及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服务功能。

 

园区所在杂多县素有“澜沧江源第一县”、“长江南源第一县”、“中国冬虫夏草第一县”、“中国雪豹之乡”等美誉。

 

园区重点保护冰川雪山、冰蚀地貌、高山峡谷林灌木。突出对有害生物的综合防治和退化草地修复，加强对旗舰种雪豹等野生动物保护。打造澜沧江森林峡谷览胜走廊，塑造国际河流源区探秘胜地。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独特之处在于：

 

具有水源命脉地位。作为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园区内冰川、雪山、湿地构成的“中华水塔”，为全国近1/3人口提供水源，是亚洲最重要的淡水供给地之一。是全球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

 

具有完整的高寒生态系统。拥有全球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湿地，保存着原始的高寒草原、荒漠戈壁等生态类型，藏羚羊、雪豹、黑颈鹤等珍稀物种在此繁衍生息。

 

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具有地质与文化双重遗产。格拉丹东冰塔林的“冰晶圣灯”奇观与黄河源区的藏传佛教文化、格萨尔王传说等人文资源交相辉映。黄河源园区保存莫格德哇遗址等史前文化遗迹，形成“自然与人文共生”的独特价值。

 

其发展方向是，将进一步深化生态修复，持续推进黑土滩治理、冰川保护等工程，计划到2030年恢复湿地50万公顷；应对气候变化，建立高寒生态系统监测网络，研究冰川消融对水源涵养的影响；挖掘文化价值，开发“河源文化”研学路线，编纂《三江源国家公园自然教育丛书》，推动生态保护与文化传承融合。

 

三江源国家公园有许多值得游览的景点：

 

长江源园区虽然地广人稀，却具有悠久的历史沿革，唐藩古道经由此地，第十世班禅大师由此进藏，自古以来就是青、川、藏三地的重要贸易集散地和交通枢纽，是康巴藏人的文化贸易中心。昆仑文化、藏族文化、藏传佛教在这里有深厚的淀积和深远的影响。独特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旅游资源，具有全国乃至全球层面的观览和生态体验价值。

 

在保持自然生态系统原始性的前提下，依托园区现有的山水自然脉络和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突出以点为主，以线为辅，点、线结合的体验观光模式。点主要展示长江源头自然生态风光、藏族文化和昆仑文化等，线以青藏公路两侧的野生动物寻觅观览、自然景观观览、探险考察、高原体验等为主。

 

黄河源园区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玛多独具特色的自然、人文旅游资源，孕育了玛多“两湖一河一碑”和三张“名片”的景观资源优势。“两湖一河一碑”是指扎陵湖、鄂陵湖、黄河及黄河源牛头纪念碑；三张“名片”是指“黄河之源”、“千湖之县”、“格萨尔赛马称王地”。

 

原始、古朴、纯真、自然美的玛多已成为青海省探险旅游、特种旅游、生态旅游的理想之地。世代居住的藏族人民用勤劳智慧的双手创造了灿烂悠久的民族文化。这里有以藏族歌舞、服饰为代表的民族风情、民间文化，以绘画、雕刻、建筑为代表的藏传佛教文化，以格萨尔赛马称王、柏海迎亲为代表的历史文化，以莫格德哇遗址、传说中的珠姆王妃宫殿为代表的史前文化，这些呈多样性、独特性的民族文化构筑了玛多发展文化旅游的基石。

 

澜沧江源园区不仅自然景观独特，人文资源同样丰富多样。境内的五彩梯泉池、唐蕃古道、喇嘛诺拉神山、岭珠姆王妃沐浴瀑布、米拉日巴岩画、巴艾寺古塔壁画等自然人文遗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朝圣、观光旅游等价值。

 

昂赛大峡谷、原始森林、奇特的丹霞风光、不仅风景迷人，而且气候宜人，一些知名环保民间人士称之为“中国的科罗拉多大蛱谷”、“中国黄石公园”。格萨尔王大食王国的历史遗迹、佐青寺、斯日寺、曲林寺、洛龙喔寺等举办的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法会、跳神、生死轮回法舞剧等宗教舞蹈，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膜拜。

 

大熊猫国家公园——全球大熊猫最主要栖息地

 

 

大熊猫国家公园，位于中国西部地区，横跨四川、陕西和甘肃三省，由四川省岷山片区、四川省邛崃山-大相岭片区、陕西省秦岭片区、甘肃省白水江片区组成，规划面积为27134平方公里。是中国野生大熊猫繁衍生息的自然家园，占全国野生大熊猫总数量的72%以上。

 

野生大熊猫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的1100只增至约1900只，幼崽存活率提升至88%。

 

通过建设9条生态廊道和7处野生动物通道，恢复植被128.5平方公里，解决了13个局域种群栖息地碎片化问题，大熊猫活动范围扩大20%。

 

野化放归的大熊猫“淘淘”“华妍”已融入当地种群，实现基因交流。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独特之处在于：

 

大熊猫生存的核心区。园区有覆盖全国72%以上的野生大熊猫种群，宝兴县作为大熊猫科学发现地，承载着“熊猫故乡”的文化象征意义。大熊猫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成果。

 

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除大熊猫外，还分布川金丝猴、牛羚、小熊猫、珙桐、红豆杉等3700余种珍稀野生动植物，其中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9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151种；中国特有种2189种，被誉为“天然基因库”。

 

跨区域协同治理。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建立三省联合执法机制，关闭140多个矿山、小水电，推动社区向森林康养、有机农业转型。

 

科研创新引领。设立大熊猫国家保护研究中心，开展基因组学、栖息地连通性等前沿研究。基因交流通道监测系统建成。基因研究有所突破。

 

其发展方向是，将提升栖息地质量，重点修复拖乌山、泥巴山等廊道，计划到2030年新增连通栖息地200平方公里；社区可持续发展，推广“熊猫友好型”农业，如荥经县发展新型建材和森林康养产业，带动居民收入增长30%；深化国际合作，与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合作开展大熊猫栖息地保护技术输出，助力全球物种保护。

 

大熊猫是中国特有物种，建立大熊猫国家公园，有利于增强大熊猫栖息地的连通性、协调性和完整性，实现大熊猫种群稳定繁衍；有利于加强大熊猫及其伞护的生物多样性和典型生态脆弱区整体保护，打造国家重要生态屏障，维护国土生态安全；有利于创新体制机制，解决好跨地区、跨部门的体制性问题，实现对山水林田湖草重要自然资源和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和系统性保护；有利于促进生产生活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局面。

 

大熊猫国家公园有许多值得游览的景点：

 

大熊猫国家公园四川片区，一年四季，景观季相不同、体验感不一。比如，每年3-6月，可以陆续体验杜鹃花、高山兰花、珙桐（鸽子花），9-10月体验彩林，而一年四季在唐家河园区，都能偶遇可爱的野生动物。

 

四川卧龙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汶川县西南部，邛崃山脉东南坡，始建于1963年，面积20万公顷。区内共分布着100多只大熊猫，还有金丝猴、羚牛等50多种其它珍稀濒危动物。

 

四川千佛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绵阳市安县、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始建于1993年，面积11083公顷，主要保护对象是大熊猫、川金丝猴为主的珍稀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

 

四川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四川省平武县，始建于1965年，面积32297公顷，是中国最早的四个大熊猫自然保护区之一。

 

陕西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陕西省太白、周至、眉县三县交界处，始建于1965年，面积56325公顷，是大熊猫分布的最北界。

 

陕西佛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陕西省佛坪县东北部，在秦岭中段南坡，面积35000公顷，是1978年国务院批准建立的以保护大熊猫及其栖息地为主的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

 

甘肃白水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甘肃省最南部，在文县和武都县境内，始建于1978年，面积223671公顷，是甘肃省面积最大的大熊猫自然保护区。

 

唐家河自然保护区，始建于1978年，从伐木场变成自然保护区，是大熊猫国家公园最出名的片区之一。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我国最大的东北虎豹栖息地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于吉林、黑龙江两省，与俄罗斯、朝鲜毗邻，规划面积1.41万平方公里，是我国境内规模最大，且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的栖息地，也是我国重要的野生动植物分布区和北半球温带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在我国东北地区，野生东北虎和东北豹在历史上曾经达到了“众山皆有之”的盛况。然而，由于人为活动的增加，森林消失和退化，野生东北虎豹种群和栖息地急速萎缩。在1998年-1999年的一次中俄美三国专家联合调查中，仅发现少量东北虎豹的痕迹，判断当时中国境内东北虎仅存12只-16只、东北豹7只-12只。随着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自然保护区建立，特别是吉林、黑龙江两省上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全面禁猎，东北虎豹栖息地生态环境逐步改善，野生种群得到恢复。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地处长白山支脉老爷岭南部区域，富饶的温带森林生态系统，养育和庇护着完整的野生动物群系。园区保存了东北温带森林最为完整、最为典型的野生动物种群。目前，在国家公园范围内就生活着中国境内极为罕见、由大型到中小型兽类构成的完整食物链，食肉动物群系包括大型的东北虎、东北豹、棕熊、黑熊，中型的猞猁、青鼬、欧亚水獭，小型的豹猫、紫貂、黄鼬、伶鼬等。食草动物群系包括大型的马鹿、梅花鹿，中型的野猪、西伯利亚狍、原麝、斑羚等。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独特之处在于：

 

虎豹种群恢复典范。东北虎、东北豹数量从2017年的27只、42只增至50只、60只，是我国唯一具有繁殖家族的野生种群栖息地，完整保存了温带森林食物链。

 

跨境保护的标杆。中俄共建大型猫科动物跨境自然保护地，实现监测数据共享和联合执法，成为全球生态合作典范。

 

具有科研价值的四季景观。春季金达莱花海、冬季林海雪原的四季变换，以及红松针阔混交林的顶级群落结构，为森林演替研究提供天然实验室。

 

创新社区经济转型。实施平贝母种植项目，通过“黑木耳菌基+牛粪”循环模式，将亩均收益提升至传统作物的4-6倍，惠及15户农户。

 

领先的智慧化管理。运用红外相机、无人机等技术，实现虎豹活动轨迹实时追踪，执法效率提升80%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监测系统在2025年深圳文博会亮相，累计记录虎豹活动数据数万次，推动全球大猫保护技术交流。

 

其发展方向是，扩张栖息地，计划到2030年新增适宜栖息地2000平方公里，连通中俄跨境廊道；人防控兽冲突，在16个重点村屯建设物理围栏，推广“防兽型”农业设施，降低农作物损失率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社区协同发展，扩大生态管护员规模至1万人，探索“生态银行”模式，将集体林碳汇收益反哺社区。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设立，将有效保护和恢复东北虎豹野生种群，实现其在我国境内稳定繁衍生息；有效解决东北虎豹保护与人的发展之间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有效推动生态保护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创新，实现统一规范高效管理。

 

国家公园设立后，通过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和监管权有效行使，形成东北虎与东北豹稳定野生种群、顶级肉食动物完整食物链，努力将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建成东北虎豹等野生生物栖息家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名片、生态系统原真性保护样板、保护管理体制机制创新、野生动物跨区域合作保护典范、生态环境科研基地、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平台，向全世界展示生态系统平衡、生态功能稳定、人与自然和谐、地方特色浓郁的国家公园。

 

东北虎豹国家公有许多值得游览的景点：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正处于亚洲温带针阔叶混交林生态系统的中心地带，区域内的自然景观壮丽而秀美。老爷岭群峰竞秀，林海氤氲。高大的红松矗立林海，千年的东北红豆杉藏身林间。这里的四季是五彩的。每年积雪尚未消融，款冬、顶冰花等早春植物就已钻出地表，春风拂来，五颜六色的野花次第绽放，在森林地表铺就一层，形成林下花海，可赏汪清兰家大峡谷盛开的金达莱。夏季，绿涛阵阵，山涧潺潺，可赏绥阳观音岭风光。秋风送爽时节，国家公园内又是一场视觉的盛宴，万山层林尽染，可赏珲春森林山五色山花谷。冬季的林海雪原，一望千里，气势磅礴，可赏老爷岭风。

东北虎豹公园境内主要有12个自然保护地类型的景点，包括7个自然保护区、3个国家森林公园、1个国家湿地公园和1个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吉林兰家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汪清县东部，在长白山老爷岭北麓，由金岭松涛景区、五棵松景区、大石河景区三部分组成，分布于汪清林业局辖区内的金沟岭、兰家等4个林场。公园规划面积10927公顷。

 

吉林汪清嘎呀河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吉林省延边州汪清县天桥岭林业局北部的八人沟林场，北部与吉林天桥岭东北虎保护区相邻、南接天桥岭镇响水村北部、东西主要以公路及农田等标志物为界，总面积1161.0公顷。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全球最完整的岛屿型热带雨林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位于海南岛中部，以五指山、鹦哥岭、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黎母山等雨林集中分布的自然山脉为主体，占地面积4269平方公里。是亚洲热带雨林和世界季风常绿阔叶林交错带上唯一的“大陆性岛屿型”热带雨林，是热带生物多样性和遗传资源的宝库，是海南长臂猿的全球唯一分布地。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涵盖并连通了五指山、鹦哥岭、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黎母山、猴猕岭、佳西、俄贤岭4个省级自然保护区，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黎母山4个国家森林公园，南高岭、子阳、毛瑞、猴猕岭、盘龙、阿陀岭6个省级森林公园及毛瑞、卡法岭、通什等相关国有林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独特之处在于：

 

岛屿型热带雨林典型代表。是亚洲热带雨林向常绿阔叶林过渡的代表性森林类型。以五指山为中心向吊罗山、尖峰岭、霸王岭和黎母山辐射，沿海拔梯度发育了较为完整的垂直地带性植被，在植被类型、物种组成和旗舰物种上表现出较高完整性，热带自然生境维持了极高原真性。

 

生物多样性宝库。近五年发现新物种75种，包括真菌、植物和动物。保存坡垒、海南苏铁等珍稀植物，是海南长臂猿全球唯一分布地。高等植物超4300种，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149种，特有物种占比达 19%，是热带生物遗传资源的战略储备地。

 

完整的垂直生态系统。从低地雨林的板根、绞杀现象到高山云雾林的矮小弯曲群落，海拔梯度发育出完整的垂直植被带谱，是研究热带雨林演化的“活化石”。

 

社区发展的典范。生态搬迁后居民年收入达搬迁前近4倍，通过“生态管护+民宿+有机农业”模式，王下乡旅游收入从0增至107万元。探索土地等值置换、雨林碳汇交易等创新机制。

 

其发展方向是：攻坚栖息地修复，建设28处长臂猿绳索廊道，计划到2030年连通斧头岭与雅加大岭潜在栖息地；升级生态旅游，开发雨林研学、自然教育等高端产品，打造“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联盟”；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扩大GEP核算范围至海洋生态系统，探索热带雨林碳汇交易试点。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有许多值得游览的景点：

 

五指山，位于海南岛中部，因其五峰相连形如手指而得名。是以保护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珍稀动植物资源及栖息地为主的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

 

鹦哥岭，位于海南岛的中南部，因过去漫山遍野飞舞着羽毛绚丽多彩的鹦鹉而得名。保护对象是以典型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为主，集资源保护、科学研究、宣传教育、生态旅游和可持续利用为一体等功能。

 

尖峰岭，位于东方市和乐东县境内，因其主峰形似尖刀而得名。属森林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

 

霸王岭，位于昌江黎族自治县东南部，保护区属于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保护对象是海南长臂猿及其栖息地，是集自然保护与管理、宣传教育、科学研究、生态旅游等功能为一体的自然保护区。

 

吊罗山，位于海南岛东南部，跨陵水、保亭、琼中等3县，2008年晋升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周边社区是黎族、苗族世居地，在婚姻、丧葬、节庆、饮食、居住、服饰、待客、礼节、文娱活动等方面，有独特的风俗习惯。这里有黎族织锦、制陶以及苗族蜡染等制作工艺，也有黎苗歌舞、海南村话民歌等，还有“三月三”等民间节庆活动。

 

武夷山国家公园——全球同纬度最完整的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

 

 

武夷山国家公园，跨闽赣两省，占地面积1279.82平方公里，是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是世界自然和文化双遗产的国家公园 ，是东南动植物宝库，世界著名的生物模式标本产地，被称为“蛇的王国”“鸟的天堂”“昆虫的世界”“研究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保存了地球同纬度最完整、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以及特色丹霞地貌景观，是我国东南动植物宝库和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要地区。

 

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独特之处在于：

 

独特的双遗产价值。作为全球同纬度最完整的中亚热带森林，与丹霞地貌共同构成自然遗产；同时以朱子理学发源地、世界红茶与乌龙茶起源地的身份，成为文化遗产的杰出代表。

 

生态与文化协同保护。九曲溪的“碧水丹山”景观与古闽越文化、茶文化深度融合，形成“天人合一”的保护理念，其管理模式为全球遗产地提供参考。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领先。创新“碳汇茶园”“竹林认证贷”等模式，2024年生态产品交易额超5亿元。构建“森林动态监测大样地+卫星样地”四位一体监测体系，土壤活性指数全球领先。

 

中亚热带生态标杆。保存3000余种高等植物，同纬度最完整的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新发现雨神角蟾、武夷山对叶兰等物种，成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5000余种昆虫，被称为“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是研究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

 

其发展方向是，活化文化遗产，建设“朱子文化生态保护区”，开发“理学溯源”“茶文化体验”等沉浸式项目；成为碳中和示范，推广“零碳景区”建设，计划到2030年实现公园运营碳排放100%抵消；融合生态保护与乡村振兴，扩大“森林生态银行”覆盖面，将竹林碳汇收益用于村集体分红。

 

武夷山国家公园有许多值得游览的景点：

 

武夷山自然与文化和谐统一，拥有“碧水丹山”的独特景观风貌，还是我国重要的佛道名山、朱子理学的发源传承地、世界乌龙茶和红茶的发源地、早期古闽族人的主要活动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

 

在新石器时期，武夷山地区就有古越人在此繁衍生息，悬崖绝壁上遗留的“架壑船”和“虹桥板”，就是古越人特有的葬俗。西汉时，汉武帝曾遣使者到武夷山用干鱼祭祀武夷君。唐代，唐玄宗大封天下名山大川，武夷山也受到封表，并刻石记载。唐末五代初，杜光庭在《洞天福地记》里，把武夷山列为天下三十六洞天之一，称之为“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

 

武夷山国家公园内的文化遗存有：架壑船棺18处；朱熹、游酢、熊禾、蔡元定等人活动过的书院遗址35处；摩崖石刻450多方，其中有古代官府和乡民保护武夷山水和动植物的禁令13方；有僧道的宫观寺庙及遗址60余处。

 

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内有福建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武夷山国家森林公园、武夷源森林生态旅游区、武夷天池国家森林公园等景区景点。

 

园区范围内有玉女峰、九曲溪、天游峰、大王峰、大红袍、朱熹园等近10处自然和人文景观，岩骨花香、绿野仙踪、洞天仙府、岸上九曲漫游道等4处生态游憩线路。

 

九曲溪漂流，是武夷山的特色代表，可供公众体验游览。九曲溪，顾名思义共有九曲。每一曲的风景都不尽相同，朱熹的《九曲棹歌》中就详细写了每一曲的风光。首站从星村竹筏码头开始，由九曲倒游至一曲武夷宫下筏而结束，一路山携水转、水绕山行，琳琅满目。

 

晒布岩景区位于武夷山国家公园六曲溪北天游峰下，是一座岩壁，高达400米，宽约200米，把武夷山风景区隔为溪南山北。

 

玉龙谷景区，位于武夷山国家公园武夷山景区和武夷山自然保护区之间，核心区面积858公顷，以展示明代银矿历史和瀑布群为特色，有玉龙瀑、木龙瀑、照天烛、珍珠瀑、剑池、思乡瀑、九叠滩、伏羲洞、玉龙洞等景点。

 

福建武夷天池国家森林公园，位于光泽县境内，由武夷天池景区、大岐山景区、龚家湾景区和卧牛山景区等4个景区组成，规划总面积达2525.27公顷。

 

据了解，五大国家公园通过“保护-发展-治理”三位一体模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建设路径：

 

三江源国家公园，以生态修复和社区共管，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

 

大熊猫国家公园，以旗舰物种保护，带动区域协同发展；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以跨境合作破解保护难题；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探索绿色转型；

 

武夷山国家公园，以双遗产保护，推动文化与自然和谐共生。

 

根据《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建设及野生动植物保护重大工程建设规划（2021-2035 年）》，我国计划到2025年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归并优化，明确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边界划分。到2035年，我国将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下一步，将加强立法保障。《国家公园法（草案）》已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明确自然保护区与国家公园的法律地位，预计2025年内完成立法。

 

完善管理体系。计划设立黄河口、钱江源-百山祖等新国家公园，到2035年自然保护地面积占陆域国土比例将稳定在18%以上，自然保护区作为基础保护单元的地位进一步强化。基实现自然保护区智能化管理全覆盖。本建成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

 

加快技术创新。推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天空地”监测模式，建设国家公园生态网络感知系统，提升智能化管理水平。

 

推动国际合作。参与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如三江源与东南亚国家开展跨境生态保护合作，分享中国经验。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已从“试点探索”转向“全面发展”阶段，未来，将通过“保护-发展-治理”三位一体模式，实现生态保护、民生改善、文化传承的共赢。

 

随着国家公园法落地和体系化建设推进，中国将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公园大国”的解决方案。